银行改革：先做做样子
球迷们已经习惯了世界杯舞台上的假摔表演，一位球员刚刚被对手碰到，就立刻栽倒在草坪上满地打滚，做出痛不欲生状，希望能尽量延缓他们通常无可避免的失球。
现在，美国银行业巨头们在金融改革的时候也喜欢来这一套——瞧瞧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谁能比我惨哪！其实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做秀，对此，美国民众大多怨声载道，但美国国会那帮“裁判”对此却很是买账。
在最后关头，金融改革变得更像金融“耽搁”。多德-弗兰克法案可能有2000多页，大部分内容讲的是要把主要决策责任踢给美国证交会（SEC），委托相关机构进行一些不必要的研究，以及为未来的监管者布置更多的作业。
就像投资银行Keefe Bruyette & Woods（KBW）分析师罗伯特•李（Robert Lee）本周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很难了解金融改革的实际范围，因为在改革的执行过程中，拖延现象屡见不鲜。
问题是，银行只有一个真正的杠杆点：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仍然依赖于债务，而银行仍然是可以提供信用贷款的主要机构。因此银行在过去的两年里得以成功地为自己辩护——它们声称从信用卡改革到多德-弗兰克法案在内的任何改革，都会阻止银行发放贷款。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简直有些可笑。就像CNN Money网站的大卫•埃利斯（David Ellis）指出的，虽然美国政府推出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和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ALF），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也出面收购问题资产，而且美国政府还实行了其它一些举措，希望让银行的日子更好过些，但银行借贷规模却一点也没有提高。北美信托银行（Northern Trust）最近指出，自2008年以来，已经连续五个季度出现了信用紧缩，而在此之前的58年里，没有任何一个季度出现信用紧缩的情况。
如果银行不对外放贷，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还在担心金融危机，而他们却摆出一副被金融监管放倒在地的模样。其实正是监管者救了银行，美国财政部（Treasury）和美联储几乎倾囊而出，不遗余力地救市，才使银行免遭灭顶之灾。
在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现在还不知道它最后能不能被通过）将许多最重要的决定推到了以后，也就是说留下了政策制定的漏洞，允许银行将主要改革推迟到2022年完成。KBW的罗伯特•李指出，以沃克尔法则（The Volcker Rule）为例，该法则规定银行需与私募股本和对冲基金分离，但这一原则可能需要六年多才能生效。难怪花旗集团（Citi）在金融改革成形前大举进行私募股权投资。（不过在一些银行看来，就连六年都太快了。）
我们再来看看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林肯修正案（Lincoln amendment），它要求银行建立新的附属机构来进行股票衍生工具、商品期货和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工具的场外交易。（不过，银行仍可进行其它掉期交易，包括利率和外汇交易。）银行最多有两年的时间执行这项改革措施——这相当于是将改革的施行推到了另一个选举年中。
拖延策略的另一个受害者，是受到“信托责任”扩展影响的股票经纪人和保险代理人。美国国会表示，美国证交会必须进行为期六个月的研究，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届时将对解决方案进行公开辩论。
柯林斯修正案（Collins amendment）中也有一项拖泥带水的改革举措，它旨在防止大银行利用所谓的信托优先证券提高他们的资本水平。各银行有整整五年时间来履行这一原则——咱们2015年见。
这都还好。但我们有必要问上一句：如果美国对于眼下的问题根本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通过一项金融改革法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只是用2000多页纸来说明美国对此束手无策？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在危机爆发后的两年里，拿出切实可行的金融改革方法——考虑到国会的游说者们所花的巨额资金——国会凭什么认为它稍后就会找到解决办法？难道他们会得到神的启示吗？
同样的情况正在全球范围内上演，20国集团（G20）刚刚对即将宣布的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进行“瘦身”。巴塞尔协议III是一系列重要的、严格的国际银行业监管规则，该协议定于2012年生效，不过就像美国的监管规则一样，它说不定也要拖上个十年八年的。
巴塞尔协议III是对银行业最重要的改革，因为只有它才是有杀伤力的全球监管规则。这些严格的规则已经激起了银行家的愤怒。巴塞尔协议III强迫银行持有高质量的资产，而且要求银行通过混合证券来为自己融资。一直以来，银行业都在采用短期融资维持生计，相比之下，混合证券的优点是，由于其到期周期更长，因此它不像短期融资那样，易受银行挤兑的冲击。巴塞尔协议III预计将于2012年生效，不过最近的G20多伦多峰会却使它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巴塞尔III的改革某天可能真会发生，不过届时它的力度很可能大打折扣。
这些改革措施设计的初衷，是要使银行变得足够强大，从而结束当前的金融危机。这样看来，显然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些措施，而不该再三拖延。
译者：朴成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