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残酷与悲伤

    几个月前的一天，曾去某位朋友开发的一处地产项目。那里原是旧城，即将被改造成崭新的住宅小区。时值中秋，本省农民工纷纷回家秋收，工地分外冷清，只有为数不多的外省民工忙碌。

    一个身材不高但健壮的男人正在抽烟，他来自四川山区，妻子也在这里做建筑工，两人年收入在十万上下，平时省吃俭用，过年时把钱带回四川老家。他们四处谋生，早已习惯把工地当成家，辛苦一年，只春节时回一次老家，为得是多赚些钱，以便将来在家乡开个小店。

    秋日的阳光下，陈旧又崭新的城市散发出迷蒙的气息。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抽烟男子的梦想微小、安静，无关宏旨，却让人感受到生活；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中，抱有类似梦想的人也许不在少数，在这个急遽变革的转型时代，他们纷纷从农民变为工人，身份尴尬地游走在城乡之间，他们辗转飘零，在别人面目全非的故乡建设新城，而自己的故乡也正在模糊不清。

    更辽阔的时空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爆出业主退房事件，绿城、龙湖等知名房企正危机四伏，地产商在网络上大倒苦水，各种悲观论调纷至沓来，一幅山雨欲来的气势，而这座北方小城却杳然事外，房地产建设如火如荼。朋友信心十足地认为，危机不会降临在自己头上，一方面，地区有别，相比之下，自己开发的房价不高，不愁市场。另一方面，作为地方政府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房地产开发浪潮正在省内四处开花，有政策支持，不必过分担心。

    在这个北方省份的官方文件中，上述场景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三年大变样”。这项始于2009年初的政策目的是改善城市面貌，推进城乡建设，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长久以来，该省深为城市环境和硬件设施的落后苦恼，据说因此流产多笔投资项目。

    三年前，次贷危机由彼及此，中央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该省痛下决心，掀起城市化建设的序幕，号称“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口号振奋人心，在民间激起涟漪，从城市到乡间，官员、商人、公务员、市民、商贩、农民……人人怀着既忐忑又好奇的心情，身不由己地卷入漩涡。

    无疑，没有人乐意在这轮变革中裹足不前，如果生活不曾向好，至少不能变差——在这个大谈效益的时代，那简直是无能的代名词。也许你没有赶上1978年和1992年的下海潮，也许你曾与互联网浪潮失之交臂，但摆在眼前的这个机会如此切近，却万万不能错过。不断飞涨的房价和漫天散播的消息已经动摇了人们平静生活的决心，出租车上、市井之间，即便彼此陌生，房子也是打破沉默的最佳话题，它牵动每一条敏感或迟钝的神经，让人悲喜系之。

    该省省会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市区内遍布各种以“村”、“庄”、“铺”、“营”命名的块状区域，这些占尽地利的城中村成为“以拆促建”的主场。三年间，近百个城中村被拆，某别墅区也被利润更高的高层替代，万达、恒大作为外来者加入竞争，举目四望满是林立的吊塔和在建的楼群。

    严格来讲，这个缺乏商业意识的城市或许是第一次经受城市化洗礼，大大小小的地产商争抢有限的地块，根基深厚的本地企业往往占得先机，资金雄厚者大可开发黄金地段，财力不济者却在挤占农田，由此衍生盘根错节的关系和纠缠不休的争议。无法判断确有其事还是竞争者故弄玄虚，本地报纸上，万达曾被爆偷工减料，恒大则证件不全，即便如此，期房仍订购一空。

    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提供了鲜活而丰富的观察视角，每一个切面都是当下中国的肌体，虽然不足以组成全部，却能在参差之间投射出现实的复杂性。然而，发生在这个北方省份的事实似乎表明：某些弊病在不知不觉中保留、继承和发扬，值得借鉴的教训则仍被草率地忽视。

    城中村改造流于表面，高楼背后难掩破败小区；占用耕地导致大量“孤岛”出现；“史上最牛立交桥”也在这个省会，桥上立着一盏匪夷所思的红绿灯；城市内涝依旧严重，一度有人做起打捞车牌的生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失主，每个百元”；八车道的迎宾大道和两旁每根万元的路灯被指为浮夸。更令人唏嘘的是，某县将乡间小路改成柏油马路，照明设备也是这种路灯，据说因为某领导喜欢，而领导视察之后，马路上跑得最多的却是农用三轮车和拖拉机。

    县城兴起房地产开发热，问题似乎不容乐观。由于疏于监管，不乏强制拆迁，引发民众不满，时而爆出抵制事件，与此同时，占用良田，挤压农民生存空间。在某些地区一度传言村镇合并，规模较少的村落取消建制，人口疏散到县城，发放一定购房补贴，在农民中引起生存焦虑：一方面，房价仍是农民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以农为生者离开土地便丧失收入来源和生存基础，而对于年轻一代，萧索的城市商业很难拴住回乡农民工那颗骚动的心灵。

    种种现实不禁让人想到300多年前的英国：贵族将农民赶出土地，圈占农场，建立一座又座羊圈。于是，汹涌的民意将城市化比作“圈地运动”。表面来看，历史惊人相似，却在关键处分道扬镳，衍生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向。“圈地运动”由市场激发，是英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走俏的反映，为随后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而中国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却是政府主导的半市场化行为。

    客观地讲，“圈地运动”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充足的原材料和大量廉价劳动力，让这个岛国一飞冲天，在国际政经格局中赢得主动；而此时此刻，城市化带给中国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