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危机考验中国
不久之前，一提到“中国价格”，争抢外包合同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管理者们便会感觉后背一凉。一般来说，西方跨国公司往往会尽可能地要求拿到最低的价格。在现实当中，它们总会以中国生产商提供的超低价格作为基准。低价意味着低利润。因此其他希望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分一杯羹的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只好跟进。
但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未来20年劳动力供应量的急遽下降，将让“中国价格”成为历史。（中国日益升高的工资水平已经降低了其成本优势。）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位经济学家根据中国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长所做的调查显示，如果政策和出生率没有变化，中国将开始在未来10年内出现劳动力短缺。事实上，到2025年，中国可能面临2,800万的劳动力缺口。
如果我们考虑到2010年中国仍有1.5亿剩余劳动力的事实，这一变化令人震惊。调查显示，2010-2025年，中国劳动力供应的净减少量可能接近1.8亿。
不幸的是，通过政策提高出生率并不能填补这一空缺，例如在城市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其他国家的案例显示，一旦出生率低于一定水平，即便有政府的政策鼓励，出生率也难以恢复。
此外，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步已是为时过晚。即便计划生育政策能立即得到放宽（北京最近仍拒绝放宽）新出生的婴儿也要在2030年才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无论哪种情况，就算中国的出生率由目前的平均每名女性一生生育1.6名婴儿上升至2.1名，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预计，这只能在2025年带来1,100万的新增劳动力，对于中国来说只是远远不够。
中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方法来解决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实施果断的举措和大胆的改革。要解决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并不是增加劳动力供应量（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而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生产力。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生产力的提高靠的是将剩余农村劳动力从效率低下的农业转移到效率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这种一次性的提高无法重演。为了从中国不断缩小的劳动力资源中获取更多的生产力，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投资教育。
目前，中国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5年，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要低，例如斯里兰卡（8.2），菲律宾（8.9），墨西哥（8.5），马来西亚（9.5）。这与中国政府在农村教育投资力度不够有很大的关系。与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大多数农村孩子没有公立高中。结果，大多数农民工最多只接受过初中水平的教育。
但是，加大农村地区的投资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有难度。农民是最弱势的社会群体，而且最没有政治影响力。政府往往经常通过税收和征地来盘剥这一群体，而不是通过社会政策来为他们谋求福利。从行政上来讲，中央将有必要确保额外的教育预算不被当地贪腐官员挪用。这需要加大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并让媒体参与进来严格监督。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推迟中国的退休年龄，藉此延长现有劳动力的在岗时间，即将女性退休年龄从55岁延迟至60岁，男性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至65岁。这将造成巨大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估计，单是这一措施就能在2025年带来3,200万额外劳动力，并最终填补预期的劳动力短缺。但是，这一举措只能提供一个一次性的、短期的解决方案，而且会立即带来负面社会效应，因为它可能会提高年轻人的失业率，而这对于中国最高领导层来说并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政治局面。
中国农村潜在的耕作变革——从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耕作方式向大型机械化耕作转变——可能会减少农村的劳动力需求，并将劳力释放到城市区域。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制度。在土地私有化实行之前，农村地区的土地所有制难以得到巩固。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个争议太过于复杂，目前还是不碰为妙。
最后，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即“户口”）来改善现有的劳动力市场效率。户籍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遗留至今，严格来讲，取消这一制度不会提高劳动力的绝对供应量，但是它会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从而通过效率的提高来抵消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影响。
再者，此次改革对中国中央政府来说是一场艰巨的政治挑战。大多数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反对这一改革，原因在于它们并不希望为上千万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教育、医疗和退休成本买单。户口改革的另一大障碍在于处理农民工土地的归属问题。目前，他们拥有农业土地的租赁权，但是即便在搬到城市之后，他们也不希望放弃土地（然而这些土地让当地政府垂涎不已）。要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困难的，而且成本颇高。
因此，中国人口的下降有利有弊。中国政府一方面应有信心，因为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方法来减轻不利的人口变化趋势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也必须意识到，实施这一解决方案需要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
本文作者裴敏欣（Minxin Pei）现任克莱蒙特•米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高级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