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化解即将到来的危机吗？

    中国政府完成换届还不到一个月，新一任领导班子就迎来了两项严峻考验：一是4.20雅安地震造成重大灾害，约200人遇难，200万四川民众受灾；二是禽流感在经济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呈扩散之势。

    从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判断，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层看来已经成功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他们的反应迅速而有效。地震发生后，2万多名部队官兵、警察、消防员和医务工作者在三天时间内就进入了灾区。救援工作及时而有序，尽可能地减少了生命损失，减轻了受灾人员的伤情。

    当然，观察人士不禁要把现任政府的表现和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时上届政府的工作进行比较。汶川地震比雅安地震严重得多，遇难者超过7万。这样的比较并不恰当，原因是本次地震的震级为7.0级，而汶川地震为8.0级，强度要大得多。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一届政府已经从2008年的灾害中吸取了宝贵经验，避免了五年前犯过的一些错误，比如物资周转不灵，反应迟钝以及缺乏合适的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

    地震后所采取的措施很可能让中央领导人获得很高的评价。不过，如何应对华东地区的H7N9禽流感疫情才是影响中央政府声誉的决定性因素。本次疫情正在扩散之中，可以说危险性远远超过雅安地震。

    截至4月23日，上海、北京和另外五个省份（山东、浙江、江苏、河南和安徽）已有108人感染H7N9禽流感，其中死亡32人。和H5N1禽流感相比，H7N9禽流感的基因结构更为复杂（它由亚洲三种禽流感病毒基因重组而成）而且似乎更难以检测和追踪（原因是受感染禽类并没有明显的症状）。2003年以来，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共有622人感染H5N1禽流感，其中371人死亡。

    幸运的是，还没有迹象表明H7N9禽流感病毒已经变异到能在人际间传播。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公众情绪基本稳定【这和十年前非典（SARS）爆发后的大范围恐慌形成了鲜明对比】。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大。唯一蒙受损失的看来是肯德基（KFC）的母公司、美国快餐连锁公司百胜全球餐饮集团（YUM Brands）。今年第一季度，百胜在中国的同店销售额下降了20%。

    当然，H7N9禽流感有可能迅速引发公众卫生灾害，而且致命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央政府显然有效控制了疫情，这也得益于2003年非典灾害带来的教训。2002年非典疫情刚刚抬头时，中国政府没有把情况告知公众，造成非典病毒通过高危携带者（传染性很强的个人）蔓延到国内其他地区。

    当时，中国政府也没有向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通告疫情。最终，疫情无可隐瞒，公众陷入恐慌。国内很多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香港疫情严重，几乎陷入瘫痪。

    随后的中央领导班子看来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公众卫生灾害。现在，中国政府在H7N9疫情上的透明度要高得多，每天都会公布最新情况。中国也和世卫组织进行了更多的沟通，双方在信息方面互通有无，中国还邀请世卫专家到访，同时参与对疫情的巡回检查。

    这一届政府采取的行政措施也更为果断。上海关闭了活禽市场。全国都停止了野禽交易。大量禽类被扑杀。中央政府还为各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拨专款近5,000万美元（约3.31亿元人民币），以便后者强化疫情监控。

    显然，中国政府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潜在的政治和人道灾难。这当然是好消息。但就此断言中国政府一直能保持稳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时尚早。这两件事都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术适应性——它有能力采取合理而有效的措施来应对特定挑战。

    但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战术层面。今后十年，这届政府的政绩并不取决于他在上任的第一年能否在芦山拯救更多生命，或者能不能控制H7N9禽流感疫情，而是取决于他们能否让中国比今天更开放、更民主、更宜居。

    裴敏欣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管理学72级Tom and Margot Pritzker教授以及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非常驻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