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药方

    去年9月，印度的抗议者走上班加罗尔、加尔各答、德里等城市的街头，关闭公共交通设施，中断劳动生产。如此强烈抵制的原因是什么？计划向外国直接投资（FDI）开放印度零售业，允许乐购（Tesco）、沃尔玛（Wal-Mart）等公司最多收购本地企业51%股权的改革。

    外部资本的流入肯定会带来挑战，它给当地企业带来竞争压力，导致汇率上升，减缓出口的增长。但全球经济的健康有赖于持续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其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海外金融家提供的不只有资金：他们还带来了新技术和管理知识，让公司和相关国家在创新方面产生飞跃。在管制与限制之间存在一条微妙的界线，政策的制定者在对待这条界线时必须加倍小心。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回到发展中国家诋毁外国资本的时代，其结果是失去了大量的发展机遇。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害怕被外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直拒跨国公司于国门之外。但是，抵制外国资本让稀缺资源变得更加稀缺，造成对贷款的过度依赖。这在从1982年开始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中达到了顶点，最终迫使发展中国家出售本国公司的股票，极具讽刺的是，这些股票被卖给了外国买家。

    外资的流入最终降低了经济自由化的资本成本。随着扩张动力的增加，在新兴世界运营的公司扩大了投资，投资反过来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使发展中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变得更加富裕。

    但成熟的经济体有可能破坏这一进步，因为他们也让人吃惊地不愿意实践他们自己的建议。想想2006年拟议将美国港口出售给阿联酋的一家全球化企业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ubai Ports World）而引发的风暴吧。在反对这次出售的过程中，美国立法者提出了旨在防止外国人拥有美国战略资产的数项法案，其巅峰之作就是2007年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迪拜港口世界公司在此期间放弃了收购计划。）国家安全固然重要，但对外部资本如此限制，就是在传达一个信息：“照我说的做，别照我做的做。”

    因此，新兴市场的人民上街抗议也就不是什么让人感到惊讶的事了。可是，制定经济政策需要严谨的态度，容不得恐惧和愤怒。对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增进了本国和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需要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支持跨国资本流动的明智之举。无论对于新兴世界的持续增长，还是恢复我们的经济健康，实践我们一直在开的同样的配方都至关重要。

    译者：古正

    彼得·布莱尔·亨利（Peter Blair Henry）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院长，著有《转变：第三世界给第一世界的经验》（Turnaround: Third World Lessons for First World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