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退休与科学权威

    在中国，院士是非实在是多啊，尤其是在两年一度的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新科院士即将出炉之际。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巨额索贿参评中科院院士所引发的媒体关注刚刚降温，南京大学王牧教授与闻海虎教授这两位同为今年中科院院士热门候选人之间的论文是否作弊就成为科学界热门话题，并且因为王牧声称退出院士评选而得到了大众媒体的关注。

    这场风波热度未减，便是坊间对有关部门计划让院士退休的热议，而随即有院士提出多次告退而不得，隧再次成为媒体焦点。

    的确，最近几年可以用院士选举是非多来形容。先是不断爆出候选人有舞弊嫌疑，后来又集中在部委、国企高管参选院士（主要是中国工程院），还有院士候选人利用科研经费供养小三，再加上“烟草院士”争端，以及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落选中科院院士、却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等等。事端如此之多，也难怪媒体和公众舆论要周期性地拿中科院（学部）以及中国工程院开刀。

    其实，在本质上，造成张曙光削尖脑袋想选院士和年长院士欲告老还乡而不得的原因是一样的，无非是科学或科学共同体所构筑的权威成为了当今社会的极为重要的资源，也就成为了获利或者保证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前者是个人要获利，后者则是机构需要靠院士来保证获利，多一个院士多一道保证，特别是科学与技术因为涉及学科分野而需要多重权威的情况下。

    那么，院士又是如何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呢？

    首先，像世界各国科学院一样，中科院或工程院本身并不能赋予自己的院士任何权力，使后者在国家议程中享有任何特权或特定的发言权。院士的这种发言权更多是由体制本身所赋予，而体制本身所赋予，又分成合法的赋予以及由于官员对自己权威不足以及对自己决策合法性不够的担忧所产生的让院士来背书的需求。

    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只是规定，中科院院士是“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其职责只是依托学部接受咨询、接受委托进行调研和促进科普，不要说指点江山，院士们的书面权力中甚至不包括规划本学科的发展这种家务事。

    然而，几乎所有的国家重要科技课题，其领导人一定要院士，国家其他重大项目中涉及科技论证的，也一定要院士牵头挂帅，这已经成为中国决策的不成文的惯例。这一惯例，既来源于多年来中央“科学决策”的要求，也是因为有了院士背书，政策制定者似乎就会觉得自己有了尚方宝剑。在这个意义上，院士们可以说是“被赋权”。

    而体制之所以要赋权给院士，无疑是因为科学自身。科学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科学共同体——由从事科学专业工作的人组成的群体——自身的特点也使科学具有权威性。在理想的情况下，科学共同体要严格按照科学的规矩、理性的精神行事，发表论文、评定职称甚至是评选院士，都要按照共同体自身的规矩办。这种科学共同体的自治与科学和技术所具有的巨大社会效益合在一起构成了科学共同体、包括置于其顶端的院士对社会其他成份的相对权威。

    然而，当这种权威被不断用来强化甚至是维持其他社会成份的权威时，尤其是其他社会成员包括重要的政府部门和各种各样的机构时，对院士的依赖就大大走过了头。自然，院士所在机构和有关部门就极不情愿因为院士退休而让自己相当部分的权威凭据“非自然消亡”。

    实际上，尽管科学和科学共同体的作用极为重大，但科学的逻辑并不能全部取代社会运行的正常逻辑。科学家们相对于其他社会成份的相对权威如变成了绝对权威，那只能说维系其他社会成份的整个体制出现了问题。

    那么，院士们正常的、而不是“僭越的”科学权威应如何体现呢？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时的一个经历很说明问题。在参加一次我们项目组织的会议，边上坐着一个年纪不轻的科学家，自己还要拎着一个沉重的资料箱。轮到他发言时，不想这人就是现任的美国科学院院长拉尔夫•赛瑟罗恩（Ralph J. Cicerone）教授。科学院院长大人光临，既没有行政首长迎接，也没有麻省理工的校长作陪，甚至连个拎包的人都没有。对他的最大礼遇，是发言时间比别人长一倍。

    可见，如果要让院士们能平安退休，让院士体制既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又不会屡屡成为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需要的，无非是让科学的权威发挥其本来的作用，把科学还给科学自身。（财富中文网）

    笔者为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原总编辑，美国康奈尔大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