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谷歌遇到DARPA
《财富》(中文版)-- 雷吉娜·杜根(Regina Dugan)喜欢谈论她是如何得到当前这份工作的。她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和反恐领域的专家,两年前,她刚刚结束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三年局长任期。DARPA是美国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下属的著名科研机构,全球定位系统、隐形飞机和互联网都诞生在这里。在她任职期间,杜根加大了对网络安全和新型制造领域的重视力度,更加强调拿出有形的成果。2011年,她对国会说:“DARPA是做事的地方。”这种表态使她赢得了包括资深风险投资家约翰·多尔(John Doerr)在内的技术精英的赞扬。多尔用一句话总结她:“她是一位出色的领导。”
谷歌公司(Google)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是杜根的众多粉丝之一。他建议杜根来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谷歌总部,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他的想法是,让杜根到这家业务庞杂的搜索与广告巨头看看,有没有适合她的项目。转了多个团队后,杜根与当时担任谷歌摩托罗拉(Motorola)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丹尼斯·伍德塞德(Dennis Woodside)坐了下来。摩托罗拉曾经是手机创新的同义词,但是在智能手机时代迷失了方向。伍德塞德的职责正是振兴这个品牌。他说只要重新聚焦于创新,摩托罗拉就能超越苹果(Apple)、三星(Samsung)等竞争对手。他打算招募一名移动行业的老兵,由其率领一个先进技术团队,搞出能够恢复摩托罗拉先行者地位的发明。
数十年来,杜根在DARPA造就了一系列的突破。伍德塞德想要知道她的想法。她回答说:“要想保证不败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但是要想赢,这就是一个糟糕的战略。”一周后,摩托罗拉的创新任务就归她了。
今天,杜根领导着一个创意特种部队,叫做“先进技术和项目组”(Advanced Technology and Projects),简称ATAP,承担着母公司谷歌的更为宏大的使命。今年,谷歌完成了把摩托罗拉出售给联想的工作,但是留下了杜根的团队。(伍德塞德离职,出任Dropbox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团队的挑战是让很多下一代的神奇技术出成果—提醒你,出成果的时间不是一代人,而是未来数年。尽管团队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是它看来有望实现一些让人惊愕的科技飞跃,这有助于巩固现年51岁的杜根在硅谷和其他地方的威信。
作为DARPA的第一位女性主管,她在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顶级技术研究团队中担任要职可谓得心应手。她是出生在纽约市(New York City)的工程师,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拿到了本科和硕士学位,又在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拿到了博士学位。她的举止张扬而有派,头发乌黑浓密,目光锐利,喜爱穿牛仔裤、皮夹克,戴丝巾。
她精于发表科技演讲,这也支撑着她那高冷的科技天才气质。例如,在6月于旧金山召开的谷歌开发者大会Google I/O上,她介绍了她在摩托罗拉工作的讲座。讲座充满了很上口的句子,有的是陈旧的套话,同时还带着做秀和夸张的俏皮话。她说:“我们在这儿不是小打小闹。我们在创造新事物,有时候是看上去不可能的事物。”过了一会儿,她又谨慎地说,她的团队的创新“并不在技术、美感和灵魂意识上做妥协”。她的讲话达到了期望的效果:台下的几百位工程师欢呼雀跃,好像在听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主旨演讲。
但是,从各种迹象看,杜根并不是在虚张声势。自从加盟摩托罗拉后,她给谷歌带来了一种差异很大的颠覆性创新。ATAP现在已经可以和谷歌更著名的疯狂实验工厂Google X相提并论。Google X正在研发自动驾驶汽车、能检测葡萄糖的隐形眼镜和其他神奇产品。ATAP的聚焦更窄,集中在移动领域。但是它也可以轻松地在科幻电影剧本上发挥主导作用。还有一种数字纹身,你可以将它贴在你的小臂上,用它给你的智能手机解锁。ATAP还能让用户根据自身需求来选装手机硬件—比如摄像头、传感器、电池或是用来测量脉动和血氧含量的血氧计—就看他们选什么样的应用软件。还有Tango,一台平板电脑样机,能够把它周边的环境—比如你家里—做成3D图像,也可以帮助盲人导航。最古怪的、或者说最有谷歌特色的ATAP项目是Spotlight Stories,它是对智能手机如何帮助重写动画和叙事规则的探索。从事该项目的是一群电影行业的资深人士,包括迪士尼公司(Disney)的动画片《阿拉丁》(Aladdin)和《小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的动画人员,还有皮克斯公司(Pixar)的《美食总动员》(Ratatouille)的奥斯卡奖获奖导演。Spotlight Stories正在制作一种由用户控制的、让你身临其境的新型视频内容,这种视频将把智能手机的功能推向极致。
杜根拒绝讨论ATAP的预算,目前也不愿意透露ATAP的其他项目。这样的项目一共有11个,在不久前的一次幻灯演示中以“auth”、“imaging”和“MB”等名字命名。单从这些名字来看,很难知道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在我们拍摄ATAP的一间头脑风暴会议室之前,公司坚持将会议室墙上的报事贴用空白的贴纸覆盖起来。)但是杜根明显为主持这些公开或秘密的工作而感到骄傲。她在Google I/O大会上说:“ATAP就是一个海盗小团伙,正在做大事。”在做作地停顿了一下之后,她又说:“这个海盗小团伙正搭乘一艘速度很快的船。”
抛开夸张的成份不说,谷歌的移动创新实验室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为它的各种不同的野心勃勃的项目,还因为它的创新方式。杜根从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Arlington)的DARPA带来了一种从未在私营部门尝试过的非正统创新方式。这种方式努力绕过那些困扰着科技界其他高级研究实验室的问题。有些实验室过度专注于纯科学,他们的工作在学术上很有趣,但是很少能够带来实际的应用。有些实验室试图将突破性研究与产品创新相结合,结果却是有好有坏。通常情况是,产品团队回避风险太大的科学,科学家又对受制于产品的规格和最后期限不满。杜根说,优先事项的分散导致妥协,项目很快就从“大手笔”变成“一大泡屎”。(在杜根的海盗式妙语里会不时冒出一些脏话。)对于这种臭鼬工厂综合症,一个罕见的例外是DARPA。它一直对新科学敞开大门,同时也在交付有用的产品。这正是ATAP在谷歌所做的事情。杜根说:“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拥有一次次产生一系列突破性进步的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