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开始的女继承人
《财富》（中文版）-- 可以说，在夏琳·德卡瓦略（Charlene de Carvalho）安葬父亲的那天，她结束了旧的生活，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那是2002年1月的一天，在荷兰的诺德韦克（Noordwijk），天色灰暗，这位住在伦敦的家庭主妇告别了她的父亲弗雷迪·海内肯（Freddy Heineken）。她的父亲是一位富于远见的商人，将一家不起眼的荷兰啤酒公司打造成为世界第三大啤酒商。夏琳和父亲一样讨厌吹奏声，所以这是一场在普通公墓进行的简单仪式，之前没有举行葬礼。在场的只有弗雷迪的秘书和他的直系亲属：妻子露西尔（Lucille）、女婿米歇尔（Michel），还有47岁的夏琳。
父亲去世之前，夏琳的名下没有钱，除了父亲给她的一股喜力公司（Heineken）的股票—当时价值25.6欧元，即32美元。现在，作为海内肯的独生女和家族财富的唯一继承人，她即将继承1亿股喜力股票，相当于公司全部在外流通股的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股份拥有投票控制权，也就是说，对于董事会的任何事务，她这一票的效力超过了其他投资者投票的总和。在墓地的那个阴郁的上午，对于这份新的责任，夏琳并没有多想。离开父亲的陵墓时，丈夫给她提出了难题：“夏琳，你必须在10天内决定，是否愿意承担你父亲所扮演的角色。”
米歇尔·德卡瓦略（Michel de Carvalho）的建议是，夏琳虽然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商业教育，但是仍然应该去带领这家公司。弗雷迪帮助这家公司把年营业收入做到了93亿美元，尽管在1989年卸任首席执行官之后，他也一直在贡献力量。过了不到一周，夏琳就对丈夫的建议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为此，她放弃了在伦敦的平静生活，奔波于世界各地，研究喜力的分布广泛的业务，学习如何有效地掌握一个王朝并成为它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也许你从未听说过夏琳·德卡瓦略—海内肯（Charlene de Carvalho-Heineken），这完全正常。她现年60岁，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资产净值在110亿美元左右。可是，在为了本文和《财富》杂志于阿姆斯特丹会面之前，她从未与媒体交谈过。她努力保持低调，尤其是在31年前她父亲遭到绑架之后。多年来，她甚至不希望以她的姓氏为名字的公司的员工知道她。
她并不情愿来到《财富》杂志面前，是被她的性格外向又充满活力的70岁丈夫哄着过来的。她的丈夫是一位投资银行家，现在是花旗集团（Citigroup）投资银行部门的副总裁以及花旗私人银行部（Citi Private Bank）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业务的董事长。弗雷迪在世时，米歇尔·德卡瓦略并不需要依靠妻子做任何事，只要她养育他们的5个孩子和当好银行家的老婆。现在，他称夏琳是“我的老板”。夏琳说，米歇尔在弗雷迪葬礼那天的建议是“我的叫醒电话”。
而实际上，弗雷迪把控制权移交给女儿也是喜力公司的叫醒电话。夏琳和米歇尔（他也是喜力的董事）要求董事会寻找一位更大胆的领导人来替换当时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人名叫让—弗朗索瓦·范·博克斯梅尔（Jean-Fran—译注），18岁时就在酒厂打工，一开始是扛大麦袋子。在1954年，弗雷迪通过借贷，买下了足够的喜力股份，恢复了家族控股。他创办了喜力控股公司（Heineken Holding NV），持有实际营业企业喜力（Heineken NV）的50.005%的股份。
首席执行官范·博克斯梅尔指出，喜力从未有过兄弟之间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困扰：这基本是一个世代单传的家庭。他说：“这家人丁不太兴旺。”
夏琳·海内肯在荷兰海边小城诺德韦克长大，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独生女。照她本人所说，她“腼腆到让人痛苦”，受尽关照，但是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被宠坏了。她进一步解释说：“妈妈每天开车送我上学，我们没有司机。我并不喜欢看到每家咖啡馆都有我的名字。”她的父亲是一位张扬的推销员—创造了喜力啤酒的绿色瓶子，制作了公司的第一部电视广告。但是在家里，他更喜欢简单的生活。在大多数晚上，夏琳和父母都围坐在客厅电视机前的茶几边吃晚饭。在回忆父亲时，夏琳说：“他只喜欢吃意大利面条和肉丸子。”
海内肯一家拥有度假别墅，包括在瑞士圣莫里茨（St. Moritz）的一间滑雪小屋。他们认识奥纳西斯（Onassis）家族和阿涅利（Agnelli）家族，以及摩纳哥国王雷尼尔（Rainier）和王妃格蕾丝（Grace），但是他们的社交活动并不多。这对夏琳来说是件好事。她说：“社交是个可怕的词。”
要是弗雷德的孩子是独生子而不是独生女，就有可能被逼着经营家族的生意。夏琳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让她在喜力担任重要职务的想法。她说：“我觉得，除了让我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他没想太多别的。”当夏琳17岁时，父亲仍然不允许她离家上大学。据她回忆，“爸爸说：‘你太年轻了，到了大学没法自立。’他不让我去巴黎，因为那地方太‘开放’了。我的一些嬉皮士朋友背着背包去印度，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经过慎重选择，她读了海牙的秘书课程，然后去了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学习法律。（她说：“我不喜欢这个专业。”）20岁时，她离开了荷兰，在日内瓦学习法语，在纽约市学摄影。之后到伦敦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她曾经在巴黎的喜力公司进行实习，跟着当地主管到处跑，了解自己家族的企业。她说：“就是走马观花，不用动脑子。”她定期去荷兰和圣莫里茨看望父亲。父亲在高海拔地区呼吸困难，无疑是因为他那一天抽四包烟的习惯。她说：“父亲的梦想是让我嫁给一个优秀的荷兰男孩，跟他做邻居。”
夏琳在圣莫里茨的滑雪坡道上邂逅了米歇尔·德卡瓦略。对于一位不知道自己生活里缺什么、受到过度关照的女性继承人来说，德卡瓦略十分迷人。他是一位巴西外交官和英国母亲的儿子，生于英格兰，十几岁时当过演员，演过有台词的角色，那是在获得过奥斯卡大奖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里，他演了一位叫法拉杰（Farraj）的牧童，与扮演男一号的彼得·奥图（Peter O'Toole）有对白。他的艺名叫米歇尔·雷（Michel Ray）。他上了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后来又不顾父母的反对，推迟去上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在1968年加入英国滑雪队，参加了在法国格勒诺布尔（Grenoble）举行的冬奥会。他没有能够赢得奖牌，但是喜欢竞赛。在1972年和1976年，他又作为英国雪撬队的成员参加了冬奥会。
对于德卡瓦略来说，把夏琳·海内肯从她父亲的控制之下追到手是一项极限运动。米歇尔说：“这是不可打破的纽带。”他记得，弗雷迪与他坐在一起，在阿姆斯特丹吃了三个小时的晚餐，盘问他的情史、他的银行账户，甚至他的视力。“夏琳的父亲谈及我的最好的话是：‘他喜欢夏琳不是因为钱。’”1983年秋天，米歇尔和夏琳在伦敦结婚。两天之后，他们中断了在圣克罗伊岛（St. Croix）和维尔京戈尔达岛（Virgin Gorda）的蜜月回家，一件极大地改变了夏琳生活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弗雷迪·海内肯刚刚走出位于阿姆斯特丹中区的喜力总部办公室，就被劫匪控制，和司机一起被塞进了一辆微面的后备箱里。在接下来的21天，夏琳和母亲窝在位于阿姆斯特丹西南50公里的诺德韦克的海边住所里，与一群警察和人质谈判专家在一起。夏琳说：“他们索要2,000万美元的无记号钞票。当然，我们做了记号，但是别人看不到。我们支付了2,000万美元，可是爸爸却没有回来。”最后，在一个夜晚，警方根据一条线索，突袭了阿姆斯特丹北部的一处仓库。在一面假墙的后面，警方找到了被链子拴在一面混凝土墙上的弗雷迪和他的司机。他们饥饿、疲惫，但是并无大碍。弗雷迪后来开玩笑，说自己受到了折磨：“他们让我喝嘉士伯（Carlsberg）。”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夏琳乐意地离开阿姆斯特丹，与新婚丈夫在伦敦定居。丈夫当时在瑞信（Credit Suisse）工作。当米歇尔坐飞机拜访全球各地的客户时，夏琳待在家里，高效率地接连产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大（Alexander）于1984年出生，随后在4年内又生下了三个小孩，其中包括一对双胞胎女儿。到了37岁，她已经有了5个孩子，而且都不足7岁。她感到幸福，但是也有压力。“我以前常常坐下来，按颜色给乐高积木分类，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必须让我的一部分生活变得有条理。”她说。
在荷兰，女性通常将娘家姓附在夫姓后面。由于在伦敦居住，夏琳已经将“海内肯”从姓氏中却掉。“我一直觉得，用双姓没什么意义。”她说。她希望被人称作“德卡瓦略太太”。据她所说，朋友们都知道她是谁，并且对她的家世没有太多的印象。提到米歇尔，她说：“我住在他的房子里，靠他的工资和奖金生活。我过着一个为银行打工的人的太太的生活。”
夏琳不太愿意介入家族的生意，但是当1988年，她父亲请她加入喜力控股公司的董事会时，她也基本没有抵制。这是因为，她的父亲弗雷迪是一位极权的老板，只选择跟他站队的人做董事。夏琳说：“他一定要说了算，放权不是他干的事。”这在未来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老去的弗雷德与爱冒险的年轻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变得更加谨慎，对公司的控制也更严。夏琳说：“我不认为那是由于绑架而造成的。我认为，他只是觉得自己有点不像一位山大王了。”
就在此时，啤酒行业的大型并购之风盛行—SAB大胆扩张，走出了南非本土，比利时的英特布鲁（Interbrew，现在属于百威英博公司）以20亿美元买下拉巴特（Labatt）。之前，弗雷迪·海内肯却不愿意出钱收购这个加拿大的品牌。夏琳说：“拉巴特是行业的转折点。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我们应该买了它。”
到了弗雷迪在2002年1月3日去世之时，喜力的利润增长放缓，股价下滑。米歇尔感到担忧，那天他在墓园里给夏琳的提议不只是要让她上台。他知道，他也得出马。
此时，他已经到了花旗集团，所以，他写信给当时的花旗首席执行官桑迪·韦尔（Sandy Weill），说他不得不辞职，因为他必须每周有一两天待在荷兰，帮助妻子管理喜力。“桑迪回信说，只要能用手机或电话找到你，你在阿姆斯特丹或伦敦又有什么关系？”得以自由行动后，他和夏琳开始视察全球各地的喜力酿酒工厂和办事处，问询问题和评估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