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恨培生

    《财富》（中文版）-- 范岳涵（John Fallon）不像是魔鬼的化身。他今年52岁，面颊红润，说话带着让人欢乐但并不过于华丽的英国腔，看上去更像是当地小酒馆里的一位伙伴，而不是一家营业收入高达82亿美元的公司主管。这家公司正准备重塑全球的教育，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惹恼了很多人。

    2013年1月，范岳涵接替长期担任培生公司（Pearson）首席执行官的玛乔丽·斯卡尔迪诺（Marjorie Scardino），眼下正在主导着一次雄心勃勃的行动，将这家拥有171年历史的公司重塑为“全球教学服务企业”。对于这家公司，人们最为熟知的，是它拥有《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以及它的国际教科书业务。他的目标不仅是打造出一项成功而且可持续的业务—这是必须的，因为培生的传统出版业务正在萎缩—还要改善世界各地千百万人的生活。范岳涵说：“对于我们而言，无论我们的客户是中国的数十万名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还是美国的数千个学区，都不重要。我们一直努力在做同一件事—帮助提高学习成绩。”

    问题在于，大批的家长、老师和其他人看待新培生的角度与范岳涵大不相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尤其是在占到公司60%销售收入的北美地区，把公司看成是教育界的怪兽。在他们看来，培生想要控制教学的方方面面，从教师资质、课程到用来评估学生的考试再到考试的评分方法。此外，公司还越来越积极地拥有和经营它自己的教学机构。

    自由派人士质疑培生的利润：一位名叫帕梅拉·卡西·纳格勒（Pamela Casey Nagler）的老师在博客上说：“一直在赚钱。”这是恶搞公司的“一直在学习”的口号。保守派对于让外国人来塑造美国教育的想法嗤之以鼻。佛罗里达停止共同核心课程组织（Stop Common Core Florida，共同核心是培生设计的教学课标—译注）的克里斯·夸肯布什（Chris Quackenbush）说：“我们觉得培生是一家另类的公司，他们要给我们的孩子洗脑。”其他人则中伤培生的教学能力。不久前的一封有纽约市47所学校校长署名的信件中，称公司的过去就是一部“犯错误的历史”。

    最重要的是，人们畏惧公司的触角。位于纽约州的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的中等教育专业教授阿兰·辛格（Alan Singer）把培生称为企业界的“章鱼”，辛格写过广泛论述培生的文章。美国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前官员戴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嘲讽她提出来的“美国精神的培生化”，拉维奇著有畅销书《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论考试和择校对教育的侵蚀》（Death and Life of the Great American School System: How Testing and Choice Are Undermining Education）。培生的大名甚至渗透进了流行文化圈，连喜剧演员路易斯·C.K.（Louis C.K.）都发推文炮轰它。他的女儿在读公立学校。

    当然，教育一直是最引人担忧的领域。培生从事教科书行业数十年，知道很少有事情比塑造孩子的精神更能激起人们强烈的情绪。但是在今天，很多人认为，标准化考试似乎已经成为教育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典型的代表就是有教无类（No Child Left Behind）项目和新的共同核心课标里的那些考试。此外，教学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科技手段，美国政府削减了相关预算，由私人部门资助的改革运动也在进行当中。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企业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上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在美国，考试是分歧最严重的事情。据美国软件和信息行业协会（Software & Inform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仅在过去3年，面向高中生的考试业务就增长了57%，达到25亿美元。一些人认为，“份量重的考试”是制定问责制的最好方式；另外一些人觉得，这类考试起不到什么考评作用，而且鼓励了一些不好的行为。不管怎么说，它现在是教育科技行业内最大的一个板块。培生用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从局外人变成了这一领域内的主导者。

    范岳涵已经习惯于化解针对培生的冷嘲热讽。他强调说，公司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取得成功，那些最终的决策仍然在教育家和政府官员的手里。此外，培生指出，它的研究表明，在听说过培生的美国人里，83%的人对它持有正面的印象。范岳涵说：“教育这么重要，存在激烈情绪不可避免。我们来这是为家长、政府、老师，最重要的，是为学生提供服务。我们努力采取着眼于长期的正确行动，不去跟风做最时髦的事情。如果有时候，这让我们同时受到了表扬和批评，那就很有可能表明，我们走的，是一条合理的中间路线。”他坚称：“人们与培生打交道越多，就越有可能说：‘你们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

    培生推进由数据驱动的教育业务是一项聪明的战略。它开始于斯卡尔迪诺。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16年间，她极大地拓展了培生的出版和教育品牌，远不止于企鹅出版社（Penguin）和《金融时报》。在范岳涵上台之后，这项战略得以提速。他进一步向新兴市场扩张，花了两年时间将各种业务大杂烩捏合成为条理分明的一整块业务。

    范岳涵完成了对培生的重组，削减了2.15亿美元的成本和4,000个岗位，收购数字公司和其他海外教育企业，最近一次是出资7.21亿美元，买下了巴西的英语教学连锁企业Grupo Multi。2013年，培生的净利润为8.54亿美元，自2011年以来已经下降18%，原因是重组开支以及旧业务的下滑超过了新业务的增长。但是公司的股票走势相对平稳，部分是因为范岳涵巧妙地降低了市场预期，他将培生的重塑比喻为IBM由硬件向服务的转型。现在他表示，他所谓的让公司变得专注的“一个培生”（One Pearson）的重组行动已经基本完成了。

    这个过程肯定不轻松。花旗集团（Citigroup）的欧洲媒体股权研究主管汤姆·辛格赫斯特（Tom Singlehurst）说：“范岳涵经受了最大的火的洗礼。”标准化考试是培生的现金牛，对它的攻击迫使范岳涵必须努力说服外界，培生是真正促进学习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在推行一种也许很快就会过时的教育理念。

    范岳涵生长于英国的曼彻斯特，他完全是沉浸在教育的世界中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不过，他并非一开始就从事教育。他先是在当地政府工作，一路晋升，后来进了培生的传播和国际化部门。他患过喉癌，但是侥幸生存。他是服务于培生公司及其理想的最热心而坦诚的代表人和说客。

    培生的理论家是它的首席教育顾问迈克尔·巴布尔（Michael Barber）。59岁的巴布尔也许是如今地球上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他以前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当过教授，身上仍然带着些许与众不同的学者气息。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首相主政时期，巴布尔是英国教育改革的关键架构者。改革关闭了教学质量糟糕的学校，强化了全国性的课标。布莱尔后来还请巴布尔将同样的理念应用到其他的服务上。（他的工作为他赢得了爵士身份。）在离开政府之后，巴布尔成为麦肯锡公司（McKinsey）教育工作的主管，然后于2011年来到了培生。2013年，他发布了一份名为“来自巴基斯坦的好消息”（The Good News from Pakistan）的报告，分析了他的教育理念在该国的旁遮普省（Punjab）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他的理念有一个不那么好听的名字，叫“实现学”（deliverology）。

    头发凌乱的巴布尔淡化培生的影响，在美国人看来，他似乎是在提倡全球化的课标。他说：“说我们制定了全球性的课标，是非常不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是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变革影响到了所有的行业。这不是培生造成的，是全球化造成的。学生将成为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不是工作在流动，就是人在流动。初进劳动力市场的人找工作很费力，我们看到，眼下的欧洲和美国都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变化着。我们在确保，当我们说某人数学好的时候，他们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数学好。”

    公司的这一举措恰逢小布什政府推行“有教无类”计划，该计划要求通过增加考试，来评估学生和学校的进步。政府的观点很明确：学校培养不出合格的学生，最好的改进办法是理解并且评估老师和学生在哪里做得不对。

    奥巴马政府继续推进考试评估，推出“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的教改计划，要求各州以考试为标准，相互竞争，赢取联邦政府的教育基金。随后在2009年，46个州承诺根据共同核心课标的题目，制定出更为苛刻的新课标，希望以此逆转美国学生与别国学生相比成绩急剧下滑的趋势。这意味着要采用新材料、新技术，当然，还有新的考试。培生正好做了充分的准备，当时它已经收购了很多考试公司。

    分析师认为，培生现在掌控了大约60%的北美考试市场。桑福德伯恩斯坦（Sanford C. Bernstein）的高级研究分析师克劳迪奥·阿斯佩西（Claudio Aspesi）说：“公司的战略从宏观上很合理。如果你相信，社会上存在改善教育成绩的压力，同时又缺乏给学生配备更多教师的资金，下一个最好的战略就是努力采用科技。”现在，培生不再是乏味的教科书出版公司，而是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涉足于一个新兴但是更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业的方方面面。这个行业给千百万个家庭的生活带来了深深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