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互联网”雏形初现 企业转型路径展望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12日晚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此次大会期间，中国以更积极的建设者姿态活跃在气候政治舞台上，给全球气候谈判带来新气象。这一信号不仅展现出中国经济发展取向的调整，也预示着中国未来能源产业结构的变化。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摆脱能源产消体系失衡的威胁：当能源价格攀升、市场供应紧张的时候，能源安全议题就会压倒能源产业的绩效目标，成为舆论焦点；而当能源价格低迷、市场需求不振的时候，能源企业又会因为产能过剩、绩效下行压力而放缓投资。这两种现象都将直接影响中国向新能源架构的转型进程，也不利于提升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

而且，在本轮经济周期中，中国还将继续迎来能源需求的饱和现象，涉及产能扩张的大型能源资产开始搁浅，能源产业的投资板块发生明显漂移，化石能源价格低迷，正对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能源产消体系的再平衡，就必须依靠政策、技术和商业摆脱对传统模式的束缚，并合力形成以创新驱动增长的全新生态。只有这样，才能破解以往在经济发展、能源使用和环境保护中顾此失彼的三难困境。

幸运的是，随着数字技术刷新中国人对于“信息化”的理解，中国政府倡导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有助于传统产业借力新技术获得突破性发展。其中，“互联网＋智慧能源”指导意见使“能源互联网”成为发展可能。一方面，能源互联网正成为国内能源电力行业加速实现两化融合的思想前沿；另一方面，它有望成为可再生能源的新加速器，带来新竞争者的机会与传统企业的忧虑。

“能源互联网”蛋糕有多大？

“能源互联网”最早由美国科技财经作家杰里米•里夫金提出。其在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和《零边际成本社会》中从共享经济角度出发，前瞻性描绘了人人皆可成为“能源产消合一者（Energy Prosumers）”的能源互联网体系。部分地借鉴了这一观点，中国希望能源互联网可以帮助自身加速能源转型、实现资源效率和绿色经济，最终实现以电力作为主要能源、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能源互联网并不是“能源”与“互联网”的简单叠加。那些看似无孔不入的消费者互联网，并不能直接交付用户所需的全部能源产品和服务。只有能源产业的传统企业与新参与者共同利用信息通信、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等技术，才能让互联网平台与能源专业服务深度融合，创造出新的增量价值。

那么，这个“增量价值”具体有多大呢？

埃森哲通过对主要表征数据的研究，尝试对未来五年情景做出粗略评估：预计到2020年，中国能源互联网的总市场规模将超过940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7%。2014到2040年，中国电力装机容量预计共增加1716十亿瓦特，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占56.1%。换言之，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核电的投资将是对化石能源发电投资的3.7倍，逼近欧洲OECD国家同类投资总额。

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从埃森哲的研究来看，鉴于互联网已经重塑了中国多个传统产业，加之电力市场改革的着力推进，围绕能源互联网的商业预期正在提升。能源互联网预示着，中国正在形成新型产业链、新型市场和新型商业模式，这为中国能源企业“边转型、边增长”创造了无限可能。不过，企业从中的实际获益程度，将取决于其推进数字化的观念与能力，取决于其对商业生态变化趋势的理解。

埃森哲从价值实现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应根植于五位一体的价值点。它们会对中国未来的新能源架构产生重大意义：

首先，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这是能源互联网价值实现的基础条件。预计随着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以及中国燃气需求的增长，中国需要不同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开放互联，甚至需要与其他行业基础设施互联——例如电力系统与电气化交通系统之间的能量与信息交换。

其次，能源形式的互换。在基础设施互联为多种能源互补创造条件后，热能、电能、化学能等不同能量形式还可以在能源互联网中相互转化、存储和调剂。例如，多余的可再生能源能够通过抽水蓄能或高性能电池得到有效储存，并可通过智能输配网络满足用户需求。

第三，能源技术数据与信息技术数据的互用。能源互联网的关键使能技术是物联网。这也是运营技术（OT）与信息技术（IT）融合的重要支撑。通过物联网采集的能源生产运营数据，将与企业级应用的信息化数据之间进行共享和集成，从而得出实时业务洞察，用以辅助企业战略决策。

第四，能源分配方式的互济。能源互联网应在广域和局部均能感知、分析、预测能量余缺信息，通过能源路由器、能源输配平台等系统性创新，对各类能源产品和能源服务进行精细调度与分配，同时对能源用户提供和维护无缝衔接的服务体验。其数字化和可视化的调度平台将有助于消除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