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毁健康？

去年，在北加利福尼亚州（Northern California）夏末的一个下午，又有一座移动诊所停在了一个让人觉得不太可能的地方：图形处理半导体巨头英伟达（Nvidia）一尘不染的总部的停车场上，夹杂在各种宝马（BMW）和特斯拉（Tesla）汽车之间。英伟达总部的所在地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是全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最高的地方，公司员工的平均年薪预计约为13万美元。可是，这里却有一辆闪闪发光的巡回货车，长37英尺（约11.28米），配有两个检查室和一个化验室。车身印有帕洛阿尔托医疗基金会（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简称PAMF）的标志。这是一家非盈利机构，在湾区（Bay Area）有15个办事处。

这辆车被称为“A级关怀车”（Care-A-Van），服务于硅谷的10多家最大的雇主，其中包括eBay、瞻博网络（Juniper）、甲骨文（Oracle）、贝宝（PayPal）、闪迪（SanDisk）、VMware，还有英伟达。车里的值班医生名叫哈莱·希克霍莱斯拉米（Haleh Sheikholeslami）。她对我说，她在车上行医大约两年左右，遇到过一些严重的情况。她确诊过几起心脏病。不久前，她让一名抱怨胸口疼的工程师去了医院。这名工程师在医院马上被安装了4个心脏支架。大部分诊断都是常规性的，可是要知道，她的病人的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她看到，精神健康问题与长期的压力和焦虑相关，症状包括起疹子、肠易激综合症以及典型的忧郁症。在一个每年日照时间长达260天的气候里，很多病人居然缺乏维生素D，他们还患有与重复动作和缺乏体育锻炼相关的眼部、背部和其他肌肉毛病。

希克霍莱斯拉米看到最多的，还是胆固醇异常、高血压和高甘油三酯。这是糖尿病和心脏病风险提高的三个明显指标。她说：“他们患上了我们所说的新陈代谢综合症。他们的体重超重，好胆固醇的水平低，甘油三酯的水平高，这带来了各种问题。”与大多数移动诊所的顾客不同，几乎每辆A级关怀车的患者都有医疗保险。不过，他们当中有40%的人没有初级保健医生。有些人没有，是因为他们是移民，不用走美国的医疗保健体制。其他人只是因为脱不开工作。有一些病人甚至在接受检查时仍然放不下他们的移动设备。

PAMF的雇主健康服务总监、内科医生罗内什·辛哈（Ronesh Sinha）走进了巡回货车，接过了话头。他说：“如果让你去这些提供高额医疗保险、内部健身场所和全面健康计划的公司，你很可能以为，你不会看到我们所看到的那些问题。但是，这里的人实在太忙了，甚至不能想象出门去看医生。”

辛哈专业从事卫生与健康事务，特别关注亚裔，尤其是印度裔患者。他在2013年创办了A级关怀车，因为他看到了一些危险的趋势。首先，他发现，处于他所认为的正常状态的病人相当少。其次，他看的病人的身体状态与他们的实际年龄不符。他推断，由营养不良、睡眠剥夺和压力调制而成的毒酒正使得提前衰老在硅谷蔓延。他提到了一名前来看脖子痛的34岁程序员。X光片显示，由于姿态不当、胰岛素抵抗和组织感染（这是胰岛素抵抗与食物里加工过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含量过高的结果），他患上了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医生通常会在70岁左右的人群里发现这类病痛。辛哈说，他经常发现30岁的工程师拥有50岁的身体，还有大肚子、脊柱弯曲、肤色暗淡、关节病症、活力下降，患上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很高。

他还注意到，亚裔患者的情况最为糟糕。作为印裔美国人，辛哈清楚地知道硅谷里的亚裔员工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他过去也为自己的体重和健康问题而困扰，所以他清楚地知道，西方的标准并不总是适用。很多研究表明，印裔的肥胖症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不如其他的族裔严重，但是他们患上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依然很高。其中的一个问题在于，印裔的增重部位与西方人不同。他们的上肢较细，肌肉组织偏少。因而体重指数（BMI）通常偏低，让他们的健康问题不被注意。但是印裔更容易堆积腹部的脂肪，这是最危险的增重方式。出于这些原因，辛哈决定，把来自于人类当中最边缘化的群体的一项创新，带到镀了黄金的硅谷大街上。

辛哈被人称为罗恩医生（Dr. Ron），是一位雷厉风行的人。除了在PAMF的工作，他仍然从事私人医生的工作。他经常锻炼，包括做高强度的冲刺跑，吃营养丰富但碳水化合物含量低的食物，这让他保持了苗条的身材。他是《南亚人健康解决方案》（South Asian Health Solution）一书的作者，这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营养科学，还配有图表，告诉人们如何完成完美的前臂侧平板支撑式瑜珈动作。他有博客，写过三本电子书，曾经做过两次TEDx演讲，也是硅众巡回演讲会当中的常客。他在那里主持一个只能站着听的讨论会，讨论“如何预防高科技界的心脏病”等话题。

辛哈可以随口讲出各种故事，展示各种健康问题在科技公司里的暴发率之高，比如高危妊娠、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但在某些时候，光讲故事还不够。湾区里的每个人似乎都知道，某些人每天为了在满足截止期限而拼命冲刺，天天工作18个小时，样子看上去变成了僵尸，全靠红牛（Red Bull）、阿得拉（Adderall，一种精神兴奋性药物—译注），甚至是可卡因来支撑。但是道听途说并不能证明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请辛哈提供硬数据，于是他请求和我换一个地方说话。

我们在位于库珀蒂诺（Cupertino）的一家星巴克（Starbucks）的天井里再次见面。在闲聊了一阵之后，他递给我一份长达7页的文件，里面详细列出了PAMF的一位公司客户的生物筛选结果。我们同意隐去公司名字，只说它是硅谷的一家大雇主。辛哈向我保证，参与筛选者的人口结构在他的客户里具有代表性，结果也是如此。

这次筛查涉及了将近500名员工，主要是寻找胰岛素抵抗现象。这种疾病阻止人体正确处理可以促进将血液里的葡萄糖吸收进细胞的荷尔蒙。在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的病人体内，胰岛素和葡萄糖受到了细胞的排斥。葡萄糖没有被用于向肌肉供应能量，而是转化成了脂肪细胞。人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被公认的致病原因，但是发表的大量证据显示，肥胖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超重的人对胰岛素的抵抗性，又让他们变得更胖，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辛哈等人拿出了令人信服的事例，指出罪魁祸首是食物里加工过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含量太高。很多研究也显示，胰岛素抵抗是由压力、睡眠剥夺和体育锻炼少触发的。

依此看来，典型的高科技公司就像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完美培育场所。雇主通常把大量经过加工的高碳水化合物甜食、能量饮料和苏达水作为福利提供给员工，一般是免费的。员工们没日没夜地坐在办公桌旁。当然，还有所有人都为了及时完工而疯狂，为了追赶或领先而拼命战斗。结果当然不出所料。还记得大学里的“新生15磅”（freshman 15，美国一些公立大学强制新生住校，限制其活动范围，导致其饮食过量而增重10多磅—译注）吗？在湾区，人们谈论的是“Facebook 15磅”或“推特20磅”。

当检查患心脏病的风险时，医生们最经常查找的是低密度脂蛋白（LDL），即所谓的坏胆固醇的增加水平。辛哈看重的是另外一类指标。他说：“在标准胆固醇检测里测到的低密度脂蛋白并不是导致大多数心脏病的原因。心脏病要远远复杂得多，根本原因在于炎症。”所以，PAMF重点关注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HDL,即“好”胆固醇）的比率，同时按照族裔的不同调整了体重指数和腰围数据。关注重点的改变对于检测结果产生了值得关注的影响。

如果只看低密度脂蛋白，在辛哈的筛查里，大约有25%的白人的胆固醇水平达到了临界高或者高的状态。在亚裔和印裔里，这一比例为19%。但是从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的比例来看，30%的白人处于危险区域。亚裔是40%，印裔的比例是最高的：55%。

综合考虑血压、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腰围、体重指数等所有因素，这些数字更加糟糕。在调查里，有将近75%的白人至少带有一种糖尿病或心脏病的风险因素。亚裔为81.8%，印裔为92%。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硅谷的高科技员工有超过一半是亚裔。

这些数字其实并不像外行听起来的那样危险，但是仍然很能够说明问题。我把辛哈的数据告诉了4位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象。总体而言，美国人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较高。但是有一个关键之处需要注意：流行病学教授、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公共卫生营养中心（Center for Public Health Nutrition）的主任亚当·德鲁诺斯基（Adam Drewnoski）说：“在美国的一般人群里，糖尿病和心血管病与低学历和低收入相关。”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辛哈的结果却是来自于美国学历最高、最富裕的一些人。

我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的一位教授罗伯特·勒斯蒂格（Robert Lustig）那里得到了类似的答复。他是一位儿童肥胖症和糖尿病专家，著有《渺茫的希望：战胜糖、加工食品、肥胖症和疾病》（Fat Chance: Beating the Odds Against Sugar, Processed Food, Obesity, and Disease）一书。在提及不久前进行的一项关注印裔的糖尿病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时，他指出：“硅谷样本的比例要高得多。人们以为学历高的人群会好一些。但是不一定。硅谷的人吃着很糟糕的含糖加工食品。亚裔和印裔最不能吃这些东西。”

辛哈与顾客的沟通管道是人力资源部。但是，在他的人力资源部联系人里，没有人愿意出来为本文发表看法。因而，我找丽萨·易（Lisa Yee，音）谈了话。她是硅谷雇主论坛（Silicon Valley Employers Forum）的执行总监。该论坛代表Adobe、雅虎（Yahoo）等40多家湾区公司的人力资源和福利主管。易说，很多健康计划没有起到作用。她说：“我与高科技公司的每一个人谈过，这是它们的首要事务。我总是听到有人说：‘我们提供多种多样的计划，可是我们花了钱，却没有看到所希望出现的进步。’”

易表示，需要归咎的地方有很多。尽管硅谷大谈大数据和分析学的威力，她的一些成员却因为没有充分评估健康计划的效果而感到内疚。这些计划意在鼓励员工培养健康的习惯（后面还会谈到）。此外，还有硅谷的生产力第一的文化。易说：“我坚信雅虎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生了双胞胎。这是大好的消息。她可以同时拥有职业和家庭。她明显可以待在家里，照顾那些孩子。可她一直工作到孕期快要结束。她这是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不是唯有生产力才能够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与人力资源部门试图提供的工作与生活的一体化以及均衡状态背道而驰。”

均衡缺失可能带来诸多后果。这是湾区医生伯特兰·范德维尔（Bertrand Vandeville）的看法。不久前，在他做完了一项检查之后，我问他近来发现了什么问题。他说：“人们都来找我开一个组合药方：利他林（Ritalin）和赞安诺（Xanax）。一种药让他们可以在白天保持状态，另外一种药让他们可以在夜里昏睡。”他的话让我对自己经常喝咖啡和红酒少了一些负疚感。他还说：“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到了冬天要忍受长时间的呼吸系统问题。你在这个岁数不应该一次病上好几周，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平常了。它和压力有关。”

压力触发身体释放肾上腺皮质素。这是一种荷尔蒙，可以让你感觉饥饿，想吃垃圾食品，这也加剧了胰岛素抵抗和腹部脂肪堆积。心脏病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表象。辛哈说：“不过，其他的一些人只表现为忧郁。我看到一些人不知何故便忧郁起来，他们没有忧郁症家族病史，婚姻状况良好，财务情况正常。但是，压力打垮了他们。还有一些人会出现长期疼痛或者是肠胃健康问题。这些显然都是生活方式诱发的。”

辛哈的数据让我想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是否了解硅谷的这一现象。当我请CDC的一位官员剖析PAMF的筛查时，却被告知这违反了该机构不能对私人数据发表看法的政策。事实上，将辛哈的数据与CDC的报告做比较几乎不可能，他的数据团队也反对这么做。首先，辛哈的指标根据种族做了划分，而CDC却没有这么做。他的检测对高血压采用了较高的标准，不要求受检者在接受葡萄糖检测之前戒食12个小时。（在给单个人做检测时，这被认为很重要。但是在全公司范围内做筛测时，这就难以落实了。）尽管这些重要因素不容忽视，但是粗略的比较一下，仍然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大致的认识。据CDC，2012年，在所有的美国成年人里，有35%至少具备三种新陈代谢风险因素，在低于40岁的人里则有18%。在辛哈的筛查里，白人的这一比例是29%，考虑到硅谷里低于40岁的人为数众多，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对非印度亚裔，为46.1%。印裔达到了惊人的54.2%。

硅谷是一个观察此类健康问题的有趣的地方。如果这些学历高而且有钱的人正在垮掉，就很能说明高压力、坐办公室的生活方式给健康带来了怎样明显以及有害的影响。硅谷成为有趣的温床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里有将问题转变为机会的倾向。无数聪明的学生、创业者、科学家和资本家们蜂拥至此，优化软件系统，并且从改善当中获利。因此，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引导硅谷文化剩下那部分的解决方案也就应运而生了。

大多数的硅谷公司已经都有了一些健康计划。这些计划的执行情况和效果差别很大。有些计划给人的感觉就是敷衍了事：也许就是在一间会议室里上10节瑜伽课与放在公司网站上的压力和饮食建议，再加上自助餐厅里的“健康”菜品，或许还会开设一间健身房。在旧金山和硅谷给人看病的乔丹·什拉因（Jordan Shlain）博士对这些举措很是不屑。他说：“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公司的健康计划给员工的健康带来了任何好处。”

有几家湾区公司，包括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和Facebook，更加用心，让卫生和健康项目像公司提供的食物那样易于获取。在Crossover Health公司的帮助下，它们开发出了复杂的内部健康中心。Facebook的健康中心提供初级、紧急和在线护理，以及物理治疗、按摩师和针灸服务、各种健康教育和行为健康服务。在公司内配备一流设备似乎显著提升了员工的敬业度。Crossover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施里夫（Scott Shreeve）说：“在Facebook的合格员工里，有65%使用了健康中心。中心的服务预约经常爆满。”

苹果公司（Apple）也有一个中心，亦由Crossover管理。中心看起来更像是一家苹果商店（Apple Store），而不是医生的办公室。2014年，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苹果的人力资源主管丹尼思·扬·史密斯（Denise Young Smith）说，公司配备了7位医生，在开设的第一年，43,000名员工看过其中的一位医生。中心拥有一个由按摩师、物理治疗师和饮食专家组成的团队，平均等待时间不超过5分钟。施里夫称，使用其管理下的中心的员工看急诊的次数明显减少，比起本公司的同事，他们住院的机率也大幅下降。

还有一批公司想通过数字手段来解决健康问题。它们当中的领头羊也许是Omada Health公司。该公司在去年9月实施了第三轮4,800万美元的融资，用于抗击与肥胖有关的慢性疾病。每年在这类疾病上预计要耗费5,000亿美元。Omada与雇主和保险公司全合作，将糖尿病预防作为一项护理标准提供给客户。公司给每位成员寄去了一台装载了手机芯片的数字秤，可以自动记录称重，并且给每个人配备了一名健康教练，接受为期16周的课程，打造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Omada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肖恩·达菲（Sean Duffy）说：“目标是帮助你适当减重，采用的是科学证明了的、能够影响到你的健康和患糖尿病风险的正确方式。”

达菲说，在加利福尼亚，肥胖带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对我提到了由“为了美国的健康”机构（Trust for America's Health）和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制定的年度“肥胖状态”（State of Obesity）报告。在1990年，加州只有不到10%的人口肥胖。到了2014年，这一数字接近25%。该报告称，加州与肥胖相关的癌症数量预计在未来15年将增长100%，心脏病将增长三倍。达菲说：“甚至在两年之前，加州人还普遍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但是眼下，问题已经来到这里，加州已经成为了肥胖大本营。硅谷的公司有必要照照镜子了。”

我坐在桌子的一边，对面是两位身家百亿美元的人。这百亿美元大部分属于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他是Facebook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哈佛（Harvard）的前室友。贾斯汀·罗森斯坦（Justin Rosenstein）也不差。他从谷歌公司（Google）的产品经理开启职业生涯，在那里，他发明了Google Drive和Google Chat。后来，他被莫斯科维茨吸引到Facebook。他领导下的技术团队发明了不少项目，包括那无处不在的“赞”按钮。

莫斯科维茨和罗森斯坦都是依靠疯狂的工作文化起家的，现在他们感到有一些后悔。莫斯科维茨讲述了Facebook早年的情形。他说：“工作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不一定想刻意打造出那些亚马逊（Amazon）式的特别极端的文化。但硅谷的方式就是这样。我们只是埋头苦干，结果给我的健康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后果。”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嗯，都有。背疼得厉害，整体健康不行。我的体重增加了很多，还觉得没劲，上楼一快就喘气。”他接着说：“Facebook的用餐计划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存了大量的不健康食品。所以，我大概每天都会吃到糖果。喝了大量苏打水。我们喝的苏打水估计比喝的白水还多。”至于罗森斯坦，他曾经在谷歌每周工作65个小时。他说：“已经开始造成伤害了。很多时候，我感觉相当难受。”

莫斯科维茨和罗森斯坦在2008年离开了Facebook，创办了Asana公司，制作一种软件，方便团队协作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将电子邮件的使用降至最低。我和他们正在公司位于旧金山的传教区（Mission District）的总部里，讨论Asana的文化理念。他们是在打算招聘老朋友和老同事的时候想出这个理念的。莫斯科维茨说：“太多的人在离开Facebook以后出现了心理倦怠。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悲剧，因为我们对这些人投资，是让他们变得更好。可是现在，他们不能再给美国经济做贡献了。”罗森斯坦补充道：“他们好像在说：‘我没法再工作了。’这样的人数量之多，让人吃惊。”

他们两人决定处理这个问题，为此制定了一种更加有关怀精神的工作方法，他们希望，这种方法可以持续下去。他们称之为Asana方法（Asana Way）。罗森斯坦给我看了一份三页的大纲，详细描述了方法的宗旨。有些实在是虚头巴脑，比如“招聘无私的人”，“不要在不该工作的时间里工作”（但是如果有必要也可以）。但有一些却十分犀利。其中的一条政策特别给人启发，和责任分配有关。举例来说，在典型的公司文化里，一位设计师的作品要由主管验收。而在Asana，主管更像是一位导师或者顾问。也就是说，罗森斯坦会提供反馈意见，但设计师可以选择是否接受。罗森斯坦说：“他们尊重我，通常会接受我的建议。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也可以自己做主。当然，要知道，我可以不让他们承担责任，但是我首先会赋予他们真正的决策权。很多时候，事情没有按照我的路子走。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会带来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们真正感觉到控制了他们的命运。因此，我们可以招到更好的人才，更长久地留住他们。”这种现象不是Asana特有的：很多研究都认为，“掌控度高的工作”给人以自主权，对健康有益。

Asana方法强调透明。公司向全体员工披露大部分的财务细节。它还努力把会议压缩至最少。（比如，绝对不在星期三开会），但是鼓励员工一起吃饭，增进同事情谊。公司漂亮的餐厅一周三天提供早、午、晚三餐。公司的伙食团队重视做鱼、鸡肉和蔬菜，不提供加工过的碳水化合物食品和甜点。身体和精神健康成为首要事物。每天都有瑜伽课，高管定期参加。莫斯科维茨说，他敦促员工休假或者加强锻炼。每名员工都配备了立式办公桌和一名人体工学顾问，还可以领取1万美元，优化工作站。

归根到底，Asana方法讲求的是平衡。罗森斯坦显然带着新时代的特征，大谈关怀。他几乎每天都要冥想，有时就在办公室里。不过，他说，他也受到《精力管理》（The Power of Full Engagement）一书的很大影响。该书出版于2005年，由吉姆·洛尔（Jim Loehr）和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合著，讲得是通过意识与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优化。

并非一切事情都很完美。公司一个早期的原则是避免给员工各种头衔，以此希望培育出一个更加重视人才的环境。但是，莫斯科维茨和罗森斯坦最近意识到，赋予一名毕业不久的学生与一位有十年工作经验的老员工同样的权力是一件蠢事。因此，他们在反思这条政策。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旨在建设一个健康的工作文化的一整套方法似乎正在获得回报。

对此，莫斯科维茨和罗森斯坦还没有过硬的证据，可有意思的是，员工们曾经对二人说过，他们感觉状况改善了，不再那么紧张了。不久前，Asana雇用了一家咨询公司，做了一次员工满意度调查。从Asana给我的数据来看，公司的员工敬业度达到了第98百分位。二人认为，赋权、价值观和沟通是三大推动因素。（公司的业务也发展得很好。Asana宣称，它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软件即服务公司，拥有超过14万客户。）

莫斯科维茨和罗森斯坦个人也收获了益处。罗森斯坦说，他每周的工作时间降到了50个小时。莫斯科维茨说：“我的背基本不疼了。”

我已经报道硅谷20年了，经历过好年景和差年景，我感觉自己好像什么事情都听说过似的。可是有一天，辛哈以我从未想过的方式描述了硅谷员工的困境。他说：“这里人的痛苦程度相当高。”

我表示怀疑。难道我一直没有看到这样的信号？难道这里的人在暗自痛苦？为此，我打电话给员工评价网站Glassdoor。这个网站本身不评估幸福度，但确实按照员工对“工作和生活平衡”和“薪酬与福利”的态度做排名。我请求它先出一份报告，将40多家硅谷公司的排名与曼哈顿的金融机构、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费城的律师事务所、波士顿的医疗保健公司等进行比较；再出一份报告，将硅谷的科技公司与西雅图、波士顿、纽约市等地方的科技公司做比较。结果确认了我的直觉。除了几个例外，旧金山和圣何塞（San Jose）一带的公司的排名非常靠前，甚至高居榜首。即便受了这些苦，硅谷人还是认为生活很美好。但是，原因是什么？

也许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签订合同时想要的一切：他们待遇很好，心智得到启迪，周围的人都感觉他们是在为一项事业而工作。他们可以对工作—生活失衡强烈不满，但是他们本来也没有指望会保持平衡。在他们来到这里时，就完全知道工作的强度和要求，知道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有时要躺在办公桌底下睡觉，甚至根本不能睡觉。除此之外，他们的很多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有人给他们理发，提供服装干洗服务，解决他们的交通问题。此外，还能够吃到美食。硅谷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做案头工作、压力很大的主要场所。不过，食物的丰富是相对较晚出现的。1999年，在互联网热潮快要结束之际，谷歌开始提供它著名的免费美食。在最近的这次经济大涨时期，有很多公司跟着效仿。美食既成为了一种招人的手段，也是一个留住员工和提升生产力的方法。而或许正是美食造成了失衡，使硅谷的工作文化不可持续。

在2009年出版的《饕餮的终结》（The End of Overeating）一书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的前局长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探讨了能量密度大、“高度可口”的食物产生的生物学效应。他写道，这些食物刺激大脑产生类罂粟碱（也叫内啡肽），给人体带来的刺激与注射吗啡或海洛因相似。他说：“除了刺激效应，高糖高脂的食物所产生的类罂粟碱能够缓解疼痛或压力，让我们平静下来。”凯斯勒在担任局长期间曾经叫板过大烟草公司，现在，他又将火力对准了大食品公司。但是在本文所说的情况里，假如辛哈和他的同行研究成果真的是那么可怕，科技公司自身也难辞其咎。它们以生产力为名加强一种工作文化，显示将人性的重要程度降到了最低。

在与辛哈谈话时，我问他，是否诊断硅谷是一个危险的工作场所，因为他描绘出来的，是一个正在滴答响的定时炸弹。他暂停了片刻，对我说，我需要理解他的视角。他看过的大多数人，都是前来寻求帮助的，是那些感觉不适的人。他说：“我觉得，从某些角度来说，这是一颗定时炸弹。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定时炸弹爆炸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我们见过一些急症的爆发。但是，大多数的症状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很多人的情况并不严重，但是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问题在于，人们在忙的时候会把病情放在一边，继续去开会，因为工作总是第一位的。”

莫斯科维茨说：“太多的人在离开Facebook以后出现了心理倦怠。现在他们不能再给美国经济做贡献了。”（财富中文网）

杰弗里·奥布莱恩（Jeffrey O'Brien）是《财富》杂志的前高级编辑和StoryTK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位于湾区，为公司撰写报道。

译者：穆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