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发工作之殇
当有关陶氏化学（Dow Chemical）和杜邦（DuPont）这两家公司合并的谣传满天飞的时候，此举显然不是你所理解的一桩由投资银行家们策划的、只是为了从中收费的普通买卖。这两家公司之间在美国的年纪相差了331岁，后者声称是《财富》美国500强榜单中第四老的企业。
不过，两家公司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年纪。在一个大约80%的GDP来自于服务行业的经济体里，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企业是制造东西的—并且，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它们大量投资于研发，以便造出的东西更好、更赚钱。
然而，在当今美国许多投资人的眼里，正是杜邦之类公司的巨额研发预算让他们望而却步。激进型投资人纳尔逊·佩尔茨（Nelson Peltz）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与杜邦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柯爱伦（Ellen Kullman）开撕，研发开支就是主要的争议点之一。柯爱伦认为大企业有义务搞科研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佩尔茨则认为这是杜邦公司的投资人难以承担的帝国建设开支。（在那场争论烟消云散之后，柯爱伦便辞职了。）
无论杜邦公司的研发预算用得是否到位，仍然有不少人怀念当初企业做出重大发现的岁月。几十年前，杜邦公司发明了尼龙和特氟龙（Teflon），陶氏化学则发明了泡沫聚苯乙烯（Styrofoam）。美国人仍然迷恋于往昔的集中式科研项目，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和施乐公司（Xerox）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等，这些科学家的工作赢得了诺贝尔奖（Nobel Prize），并且引领了革命性的创新成果，比如晶体管和计算机鼠标。
如今，贝尔实验室成了阿尔卡特—朗讯公司（Alcatel-Lucent）的一部分，而它在新泽西州霍尔姆德尔（Holmdel）那片原本宽阔的园区—移动电话的研发工作就在那里有了最初的几次突破性进展—如今却变成了多用途的、新城市主义风格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还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原址，但是在2002年就从公司剥离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部门。如今的研发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而定，不再是当年产生了广为人知的发明成果的、开放式的基础性研究了。
要想估计出企业研发萎缩了多少，其难度出乎人们意料。看一下研发开支，你会发现它在最近几年里占企业营收的比重保持不变。但是，大部分《财富》美国500强里的公司都不公布其研发费用支出，而在95家公布该内容的公司里，因为其分类太宽泛，那些数据的用处也不大。毕竟说来，研发成果既可以包括贝尔实验室发现的背景辐射（它最终推动了大爆炸理论的发展），也可以是推特（Twitter）新推出的“喜欢”（like）按钮。
为了更好地了解用于科研的资源情况，经济学家阿希什·阿罗拉（Ashish Arora）、沙龙·贝伦宗（Sharon Belenzon）和安德烈亚·帕塔科尼（Andrea Patacconi）调查了由所属科研人员在学术性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上市公司的占比。这个在2015年发布的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调查者发现，截至2007年，只有6%的上市公司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自从1980年以来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实际上，这种情况正中投资人下怀。阿罗拉还发现，在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研发做得越多的公司在股市上的价格越低。他说：企业对基础科学的重视度和需求都低于35年前。
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多少担忧呢？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菲利普·奥尔斯瓦尔德（Philip Auerswald）说，过去几十年研发开支下降，本质上是回归常态，因为二战和冷战期间的过度投资多半用在军事技术研发上。
再者，公司科研机构获得诺贝尔奖也许会给公司自身带来荣誉，但并不总是带来财源。有时，获益的反而是它们的竞争对手—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山寨施乐的台式计算机图标等发明成果就是一例。科学发现转化为财源的难度之大，令整整一代管理人员不再考虑大笔投资于基础研究项目。
不过，尽管其后果也许不怎么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严重。不重视企业科研的现象与十多年来拖累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速下行恰好相伴而来。自从2004年以来，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一种衡量经济体如何把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法）的增长只有上个十年的一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们最近对比了美国各州的生产率增长情况，发现在研发开支最高的州，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较快。
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对手—尤其是中国—在推进研发方面丝毫没有放慢脚步的意思，现在也许到了不听取投资人追求短期收益的诉求、重新燃起美国企业科研
热情的时候了。美国科学慈
善联盟（Science Philanthropy Alliance）的主席马克·卡斯特纳（Marc Kastner）说：“如果我们不开展基础科研，别的国家就会去做。”
译者：王恩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