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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追随

Ellen McGirt 2016-06-14

爱尔兰摇滚偶像波诺领导着一家广受好评的全球化数据驱动组织。

图片：SAM JONES\TRUNK ARCHIVE

《财富》（中文版）-- 该组织对政府施加影响，召集公司高管，为穷人募集了数亿美元。他的秘密在于一种能力：让别人相信变革的真正领导者是他们，而不是他。本文告诉你，商业能从一位传奇音乐明星的身上学到什么波诺，2016年3月摄于都柏林市郊的住所附近。

“为什么大家不对着山丘宣布这条消息？这不是大新闻吗？”爱尔兰U2乐队的主唱波诺（Bono）正在动员人群。现在已经是纯真和体验巡演（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Tour）在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New York City's Madison Square Garden）的第四个夜晚。这是一个多媒体表演现场，有两个舞台，一个T型台，还有数不清的高高耸立的数字屏幕。一支卖出了1.75亿张唱片、赢得过22项格莱美奖（Grammy）、创下了有史以来收入最高的世界巡演的乐队配得上这样史诗般的摇滚乐表演盛宴。但波诺动员的，并不是现场的人群。在成群的U2忠实乐迷冲进了这场在2015年7月举行的音乐会的演出现场时，乐队的55岁领军人物正身处于另外一个地方的三层楼里临时布置的会客厅。那里是一间临时打开的拉着窗帘的秘室。在成排的椅子和会议设备后面，波诺迎来了美国国会少数派领导人南茜·佩洛西（Nancy Pelosi）。他抓着一位基金经理的肩膀热情洋溢地说：“我们正在打赢对艾滋病的战争。”他可以随口说出各种统计数据，就像他在迎接30位左右聚集到此的重要人物时的闲谈一样轻松：联合国（United Nations）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表明新发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病例下降了35%，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率下降了41%，获得救命药物的人数比预期多出了数百万名。在讲述新闻时，波诺仿佛是一位传染病专家，而不是摇滚明星。实际上，他既是传染病专家，也是摇滚明星。

波诺在这群人里找到了可能的盟友。此人就是老布什总统（George H. W. Bush）的孙女、小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的女儿，小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在20世纪90年代初，波诺曾经在U2的动物园巡演（Zoo Tour）的音乐会舞台上给老布什打过一个恶搞电话。这一切已经成为往事。他对芭芭拉·布什提到了她的双胞胎姐姐詹娜·布什·哈格尔（Jenna Bush Hager）：“我上周见到了你的姐姐，怀着孩子，变丰满了。她可真美！”接着，他向前俯身，说：“你要知道，我特想说起你爸爸，想了快一个星期了。”到2030年，世界将消灭艾滋病。她听说过吗？波诺说：“你的父亲为此做出了贡献。”他指的是在2003年提出的Pepfar，即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这一法案迄今为止已经为抗击艾滋病拨款了600亿美元左右，是用于消灭单一传染病的最大的国家级财务支持，获得了美国两党的认同。它的通过令全球关注一种正在成为失控的致命瘟疫的疾病。波诺说：“我觉得，美国人民并不知道他们拯救了多少生命。”后来，他换了一种说法，把这句话变成了更加巧妙的政治宣传口号：“如果你是纳税人，你就是艾滋病活动家。”

这句话反映出了波诺的领导力思想里的一种经典观点：一，信任是成功的基础；二，提醒人们，他们自己是完成使命的根本；三，寻求更多的帮助。他总是屡试不爽。

要是你觉得，波诺是和达沃斯论坛上的那类人厮混在一起的半吊子名人，就请看看他的成绩。几乎没有人能够比他更有效地曝光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的贫穷，并且对政府和大企业施加影响，让它们联手扶贫。对于波诺来说，他的“游说”努力始于全球性的庆典2000（Jubilee 2000）活动。英国经济学家安·佩蒂弗（Ann Pettifor）创建了这项运动，请求世界各国领袖在千禧年之交免除最穷国家的债务。该运动启发自一条圣经诫命：应每隔49年免除债务和释放奴隶。波诺被这个想法打动，它触及了他深深拥护的基督教精神。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位摇滚明星来到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U.S. Treasury Secretary）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办公室里，磕磕巴巴地讲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游说词。波诺说，如果不是萨默斯的助理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好心帮助，他作为游说者的职业可能就此终结。

波诺喜欢这种努力后面的战略，甚至可能超过了喜欢使命本身。拯救生命（Live Aid）音乐会的发起人、音乐家鲍伯·格尔多夫（Bob Geldof）帮他算过一笔账。波诺说：“演出筹集了1.25亿美元，还不及非洲国家每天支付的债务利息。即便搞一次盛大的慈善音乐会，也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而免除债务可以，它会释放出资源，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医疗保健等事物。

世界银行（World Bank）称，这场运动使全球35个最贫穷国家的1,000多亿美元的债务得以取消。不过，对于波诺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这样的成果，还是实现这个成果的战略。在免除债务的过程当中巧妙地使用了杠杆，而相关的思路留了下来。

2015年，他发起了唯一运动（One，也是U2乐队的一首歌曲的名字—译注）。这是一个由志愿者主导的运动，用来对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贡献资源，资助能够真正改变穷人生活的项目，比如Pepfar，该计划仍然提供救命的抗逆转录病毒药品；全球基金（Global Fund），一家总部位于日内瓦的非营业利组织，资助挑战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本地项目；还有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一家公私合伙的机构，为儿童提供必需的疫苗。波诺对这项运动当下的成果特别激动：《非洲电气化法案》（Electrify Africa Act）。美国国会在2015年12月通过了这项法案，总统于今年2月签署，使之成为法律。法案旨在通过支持该地区的私人投资，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ub-Saharan Africa）的5,000万人首次用上电。法案在两党僵持不下上的国会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是，对于花了一年时间来争取定向支持的唯一运动的成员来说，奇想成真了。

唯一运动的推进思路仍然是利用杠杆—可以把它看成是波诺自己事业的升级机制，就像电影《欢乐糖果屋》（Willy Wonka）里那种放大700万志趣相投的活动家的声音的设置。过去10年来，这些志愿者们给立法者发传真、打电话、写信、发推文，还拜访他们，请他们兑现资助承诺。但他们并不是毫不重要的小助手。他们接受过复杂的深度培训，内容无所不包，从国会的拨款流程细节到国会山（Capitol Hill）礼节。他们还学习过关于非洲医疗、教育和能源安全问题的国会级别简报。

和非盈利机构一样，唯一运动的志愿者群体紫得惊人，他们既不属于自由派的蓝色阵营，也不属于保守派的红色阵营，至少在修辞意义上是如此。这家组织像波诺那样，完全身披两党的衣服，是一个坚定地包容、不会产生恶人的团体。特拉华州的参议员克里斯·孔斯（Chris Coons）说：“国会山根本没有这类人。他们每年都出现，执著，礼貌，而且有备而来。”

这种超越党派的方式在Pepfar上达到了高峰。事实上，有关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为了国会山上的传奇，它就像一部悬疑电影，讲述的是波诺最后如何让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杰斯·赫尔姆斯（Jesse Helms）改变了想法。波诺本人并不将这一功劳归于自己。他说：“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我促成的。但是我会说，我们找到了一种对付这类本该有的‘反对’的方法，不再用漫画来讽刺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宗教右翼势力当中，赫尔姆斯对资助艾滋病研究的反对最为强烈，他大骂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恋群体（LGBT）是“变态”，是“意志薄弱、道德败坏的混蛋，活该染上同性恋疾病”。波诺不为所动。通过接触在免除债务动运期间合作过的福音派信仰领袖，波诺开始与保守派立法人员会面，讨论Pepfar。这是数据和信念之间的对话，他非常熟悉这两种语言：“我们向他们展示了艾滋病病毒与早期《新约》里的麻风病的明显相似之处。这场战斗不只有外国援助。”

当他终于和赫尔姆斯坐在一起时，他引用了谈论痛苦的《马太福音》第25章。波诺说：“这个问题不涉及任何判断。解决疾病如何不是基督的中心使命？那可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赫尔姆斯点头赞许，表示了祝福，然后继续工作。他不仅对资助艾滋病改变了想法，还亲自游说白宫。喜欢逗趣的小布什总统在宣布援助计划的演讲里说：“迪克·切尼（Dick Cheney）走进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说：‘杰斯·赫尔姆斯想让你听听波诺的想法。’”后来，这位80岁的参议员成了U2乐队的粉丝，像出席培灵会那样出席乐队的音乐会。华府的内部人士大感意外。波诺的自由派朋友，包括乐队成员刀锋（Edge，是乐队的吉它手—译注），都觉得惊骇。佩洛西笑着说：“这是真正的奇迹。”但是波诺的看法很简单：“如果有人强硬反对某件事情，你就想办法拓宽他们狭窄的理想主义视野。我们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团队，在进行着不太可能成功的对话，从而把事情做成。”

这是一条可以穿越世代的信息，已经成为了唯一运动的持久力量之一。去年7月，当波诺最终走上了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舞台时，波诺履行了他刚刚在会客厅里对小芭芭拉·布什的承诺。他对摇滚乐迷说起了联合国宣布在抗击艾滋病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报道，然后又提及了一个名字，现场十分嘈杂，有些人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位歌手喊道：“我们必须感谢布什总统。”听众陷入疯狂。他总是屡试不爽。

“我不上天堂，除非你在那里。”波诺再一次鼓动人群。他总是在鼓动人群。这一次，舞台来到了天堂。那是卢旺达首都基加利（Kigali）一家餐馆的名字，又一群不可思议的盟友聚集于此。现在是为期三天的审慎调查之行的第二天。这次差旅让唯一运动的成员和全球基金的高管、医疗专家、安全顾问还有几位企业大佬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参与了唯一运动的名叫“红色”（Red）的品牌运作业务，这个品牌现在已经很知名了。

2006年，红色运动在达沃斯推出，意在为企业寻找创造性的方法，向全球基金捐款，同时加强宣传。红色运动的首席执行官德布·杜根（Deb Dugan）说：“我们像一家新创企业那样运营。我们与公司的营销部门携手，实现他们的商业目标。”在过去10年里，通过由可口可乐（Coca-Cola）、星巴克（Starbucks）、耐克（Nike）等合作伙伴销售带有红色运动的品牌的产品，全球基金已经收获了超过 3.5亿美元。苹果公司（Apple）在过去10年里贡献了其中的1.06亿美元还多。苹果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对

《财富》杂志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方式，发挥我们的技能，加强宣传，参与进来，让世界变得更好。波诺身上既有理想主义特质，又善于采取行动。大多数人只有一样，他两样都有。我们相信他。”与红色运动的大多数企业合作伙伴一样，蒂姆·库克本人也曾经被波诺争取过。

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穆康泰（Muhtar Kent）对波诺同样赞不绝口。他说：“没有人比波诺更能驾驭人的情感、灵魂和价值观。”2011年，两人在达沃斯论坛上会面，穆康泰在台上与波诺站在一起，还有奥巴马总统，前总统克林顿与小布什等人。他承诺与红色运动合作。自从2011年以来，可口可乐筹集了800万美元，并且承诺至2018年再筹集600万美元。所有的这些钱都给了全球基金。

谈及波诺，可口可乐的首席执行官说：“他梦想远大，为了达成目标努力工作。”两人自从2011年之后就成为了密友，一起游遍非洲。两人的女儿于同一年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毕业—这又是另外一个联谊的机会。

波诺的仰慕者还有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星巴克的首席执行官说，去年夏天，他的跟腱撕裂，波诺前来探望他。舒尔茨说：“就他一个人，走进我家，度过了一整天。”不过，尽管舒尔茨显然看重两人友谊，真正打动他的，却是这位摇滚明星的人性和领导能力。舒尔茨说：“我可以告诉你，他是真正的仆人型领导。他也许会登上灯光明亮的舞台。但当镜头离开，没有人关注之时，我觉得这时候你就会真正了解某人是谁。他绝对真诚。”

另外几名成为波诺消灭贫穷战争的盟友也努力在基加利加入了他，包括名厨马里奥·巴塔利（Mario Batali）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副董事长安妮·菲纽肯（Anne Finucane）。菲纽肯说，这趟旅行坚定了她提供帮助的决心：“它正在改变生命。”她点名道姓地说出因为每天吃两片药而得以保住性命的人。菲纽肯的公司从 2014年以来已经为红色运动捐献了1,000万美元，还承诺未来5年再捐1,000万美元。

一个国会议员代表团也在聚会现场，包括民主党参议员孔斯，来自于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凯·格兰杰（Kay Granger）。格兰杰领导着一个拨款分委员会，资助唯一运动的一切游说活动。当天早些时候，这个旅行团飞到了一块50英亩（约303.51亩）的装满太阳能电池板的土地上，这个电池板阵列是由向该地区提供电力的Gigawatt Global 研发的。波诺手持麦克风，和往常一样，穿着最保守的摇滚装扮：黑色皮革服装，长筒靴子，耳环。他在传授波诺经验（Bono Experience）：有数据，有故事，有好消息，还有对房间里做出贡献者满满的感激。

他既在我的意料之中，也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得不极为频繁地提醒自己，这位戴着冷色调眼镜（他戴这种眼镜是为了保护眼睛，青光眼已经折磨他 20 年了。）的人是一位摇滚明星。U2乐队出过13 张专辑，其中7张登上了公告牌（Billboard）排行榜冠军，是摇滚乐史上最成功的乐队之一。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它的独立性。波诺说：“我们拥有自己的主人，我们拥有自己。”团队成员是平等协作的艺人，没有受到来自于企业的重压。

MTV的创始人和唯一运动的董事长汤姆·弗雷斯顿（Tom Freston）说：“他们和别人都不一样，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创作能够和别人产生共鸣的音乐。”但是，随着波诺的音乐地位的提升，他同时也作为商人而成熟起来。2004年，他与人合办了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Elevation，先后投资了Facebook、Yelp、BioWare和Pandemic Studios，业绩优异。2014年，他又成为了TPG Growth的特别合伙人，这是一家全球性的投资集团，管理着70亿美元的资金，创始人比尔·麦格拉申（Bill McGlashan）在此前一年买下了吉它生产商芬达公司（Fender Guitar），邀请波诺进入这家吉它公司的董事会。对于芬达的未来，波诺有能力做战略性的思考，这让他赢得了麦格拉申的青睐。

对于波特来说，横跨音乐、穷国发展与投资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他在每个领域都展现出了一贯的魄力。当我直接问他，这样的魄力从何而来时，波诺似乎底气不足。他说：“你知道，我们做家庭祷告。这很有用。”他陷入了沉默。“我想，这就是我能够找到的最接近的答案了。”

爱尔兰人也在波诺的身份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有助于他解释，他为什么热衷于发展事务，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爱尔兰对饥荒和摆脱殖民统治有着真切鲜活的记忆”，并且仍然在治愈暴力、贫穷和绝望的创伤。“我相信，发展能够改变非洲，因为发展改变了爱尔兰。”

波诺本名保罗·休森（Paul Hewson），14岁时失去母亲，这一令人心碎的事件让他走向了艺术。他说：“我这么做是为了疗伤。”U2乐队的成员在他们10几岁时在都柏林的改革派教会学校教堂山（Mount Temple）高中走到了一起。“我们没有钱给自己买乐器，所以只有搞朋克摇滚乐。（朋克乐以夸张的造型和表演取胜—译注）。”波诺在学校还爱上了艾利森·斯图尔特（Alison Stewart），后来最终与她结婚。他喜欢说：“我在同一周里遇到了我的妻子和乐队。”波诺和艾利森生了四个孩子：长女乔丹（Jordan），26岁；次女伊芙（Eve），24岁，两人都生活在纽约市。长子伊莱贾（Elijah），16岁；次子约翰（John），14岁。波诺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都柏林，因而过着相当常规的生活，与朋友和家人亲密接触，包括那些对摇滚乐不怎么感兴趣的人。一件让人气恼的事情是U2乐队出于税收的目的，把公司的注册地点选在了荷兰。他辩解说，那只是运营手段，但是并没有打消批评。他说：“我在小酒馆都听到了一些闲话，没有关系。”

不过，坦白地说，波诺作为爱尔兰人的敏感性和历史感似乎给了他在别人可能平等选择忽略的地方采取行动的勇气。10年前，当波诺第一次访问位于基加利的大学教学医院（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时，那里有三名病人挤在一张小床上，另外三个人躺在地板上，绝望的人们排成长队，等待接受一项测试，以确定他们是否将死于一种在较富裕的国家里能够得到有效管理的疾病。医院没有药。这在波诺的心里引发了深刻的道义问题：谁有渠道获得救命的药物？为什么？致人惨死的原因为何总是只有政治上的不作为和系统性贫困？“为什么让你的出生地决定你的生死？”

10年之后，那里出现了值得乐观的情况：在同一家医院里目前拥有了560张病床，有组织地分布在低矮的、大部分只有一层的建筑群里，这些建筑按专科进行了编排，包括外科、肿瘤科、妇产科和儿科。大约7,000万美元的资金通过由全球基金支持的、受到严格监管的项目流入了卢旺达。一个用于筛查和帮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卢旺达人的全国性医疗保健体系看来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艾滋病的死亡人数由2000年13,000例下降到了2014年的3,000例。最大的好消息是，2014年只有36个确知的由母亲传染给孩子的艾滋病病毒传染案例。

波诺和他的唯一运动的联合创始人—英国活动家杰米·德拉蒙德（Jamie Drummond）和露西·马修（Lucy Matthew）于去年8月到访，少有地花时间庆祝了这一进展。[律师博比·施莱佛（Bobby Shriver）是第四位联合创始人。]德拉蒙德、马修和波诺是在庆典活动期间认识的。他们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乐队伙伴，合作了很长时间，在一起看笔记本电脑和规划战略时，他们彼此以缩短词交谈，相互接话茬儿。

德拉蒙德分享了一个关于他们如何学会思考穷国发展问题的故事。他说：“20世纪90年代，我在搞所谓的复杂紧急事务。”这指的是局势恶化到极点时的人道灾难，比如内战后的埃塞俄比亚，塔利班接管后的阿富汗，种族灭绝事件后的卢旺达。“它看起来很重要，灰暗但是又特别吸引人的工作。”媒体现身，摇滚明星开音乐会。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阻止这件紧急事务会怎样？如果你能够超前一步采取行动又会怎样？

如果波诺有座右铭，他会采纳来自于圣芳济各（St. Francis）的话：“到全世界布道，有必要时才用语言。”他说：“我喜欢这条。行动，行动，再行动。行动起来才有用，这就是我想要的。”

今年，唯一运动安排了200名志愿者与30位美国参议员见面，任务之一是提议给全球基金“补充资金”。培养下一代领导人对于该组织的远景至关重要。波诺说：“这个组织要有可持续性，不能光依靠我。”

不过，唯一运动正在越来越依赖于另外一样东西：非洲。唯一运动在非洲的成员超过了300万名，是该组织增长最快的部分。随着会员成功的转变，组织所传递的信息也发生了演变：在“请求支持”的对话里，要求财务援助的少了，帮助穷国发展的多了。在卢旺达行程之后，波诺和他的唯一运动/红色代表团访问了尼日利亚拉各斯（Lagos）的CoCreation Hub，这是科技企业家的孵化空间，重点关注社交影响。对妇女问题、医疗、良好治理和反腐败方面的创意的需求巨大，尼日利亚的石油收入每个月消失将近10亿美元，人人都想找办法解决。教育游说人、企业家奥沃伊乔·阿波奇·纳尔逊（Owoicho Apochi Nelson）说：“这笔钱如果用在教育上能干什么？”

唯一团队组织了一次关于尼日利亚妇女权利问题的圆桌会议，这是一项重要活动，该组织称之为“贫困就是性别歧视”。不过，波诺表示。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贸易和创业精神”。他说“这是终结非洲极端贫困的关键。特别是现在，非洲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工作。但是没有外部投资，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外部投资通常都害怕风险。”

为此，波诺在去年6月开始和专注于非洲投资的新合伙企业TPG-Satya公司合作。合作诞生于波诺在都柏林的家里与他在TPG Growth的合伙人麦格拉申、非洲投资者及发展专家穆罕默德·易卜拉欣（Mohamed “Mo” Ibrahim，同时也是唯一运动的董事）的会面。企业的目标是发现聪明的投资，能够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进行规模运营，同时创造工作岗位。波诺说：“商业投资也能够带来社会价值。”听上去，他就像是在唱他经常重复的叠词。“对于我们在最不发达国家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获取谋利。”

在今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波诺和乐队回到音乐公司，他们即便不是在赚钱模式，估计也是在创作模式。今年晚些时候，“纯真+体验巡演”将卷土重来，他们正在为之准备新的素材。U2的著名领军人物现在完全是一位哲学家。说到唯一运动的早期工作，他说：“我们那时就是一群窃贼。”这是在乐队时形成的运营理念，在那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他笑着说：“最好的点子就要重用，不管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即便是来自于乐队之外。事实上，只有不是你的想法，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这是他带给未来10年的信念。“想法都是现成的。”

当波诺说他是一名追随者时，他指的是基督，特别是在关怀穷人方面。他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配戴什么奖章，我是真正有信仰的人。我们不怎么谈论信仰，并不是因为我们怀疑那些谈论它的人。”但是，稍微回过头来看，唯一运动也把世界各地的政客变成了追随者—本国公民的意志的追随者。“我们让他们负责。”波诺说。

当然，旅途当中也有波折。波诺说：“我最近在医院花的时间太多。”2012年，因为腰椎间盘突出而压迫到坐骨神经，他差一点瘫痪，被紧急送去手术。乐队为此被迫取消了360度巡演（360?Tour）的美国部分。接着在2014年11月，波诺在纽约的中央公园（Central Park）骑车时惨遭意外，眼窝和小拇指受伤，左肩骨折，左臂的6处皮肤被骨头刺穿。这是一次羞辱式的提醒：即便是伟大的精神也不能摆脱肉身凡胎。

波诺分享了他的朋友、爱尔兰诗人布伦丹·肯内利（Brendan Kennelly）给他的建议。他说，他把这些话作为写歌时的灵感：“如果你真的想写到点子上（抓住事物的黑暗中心），就当自己已经死了。这样你就不必担心任何人在想什么，不会有任何私心。”

波诺说，这就是他现在的计划：他打算把每首歌都当成他的最后一首歌来写。他故意停顿了一会儿（这是爱尔兰人的风格）才说：“我当然希望它们都不是最后一首。”

译者：穆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