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史”

《财富》中文版——何谓“史”？在甲骨文里，“史”字的上面为“中”，中者，正也；下面为“又”，表示以手持笔记述。连起来说，从又持中，就是以中正之心，不偏不倚地记载历史。这是中国传统上对史家的认知与期待。

唐朝刘知几提出“史家三长”—才、学、识，但上述中正之心，属于史德。中，甲骨文像两旗相对，表示两军对峙。有的甲骨文在两旗之间的对称位置加一点指事符号，并且在圆点上加两点，表示在相互对峙的两股军事、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倾向。有的甲骨文将圆点简化成“囗”，表示两军之间不偏不倚的地带。

古代称博学的文职官员为“史”，行政官员为“吏”，前者需要在星象观测、凶吉卜筮等重大活动里做出论断并且记录在册。如果细分的话，从事求神占卜等活动的人叫“巫”，而掌管天文、星象、历数、史册的人叫“史”。这些职务往往由一人兼任，统称“巫史”。

由此可见，史官的起源和巫有着一定的关系，史官的设置是从神职而来的。巫史能与神通、代表天意，因而有权训御君王的言行。

古籍记载，史官之制始于黄帝而“仓颉、沮诵实居其职”。黄帝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传疑时代，也是中国文化肇始的时期。根据传说，仓颉和沮诵既是黄帝的史官，又是创制文字的人。想必是他们的记事需求驱使其发明文字，因为此前的记事方法太艰难了。

到夏商周之后，史官有了分工和职责，一个通行的说法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云：“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意思是说，那个时期史书的代表作分别是《尚书》和《春秋》。《春秋》是孔子编写的鲁国历史，除此而外，楚国史官编写有《梼杌》，晋国史官编写有《乘》，诸史纷杂，不一而足，在春秋时期曾经有“百国春秋”之说。

那时，“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则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和《汉书·艺文志》说法不同，考诸《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卷一疏解中的记载：“问曰：《春秋》据史书而为之，史有左右，据何史乎？答曰：《六艺论》云：‘《春秋》者，国史所记人君动作之事，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是以《玉藻》所说是准确的，应为左史记事，右史记言。

不论记什么，史官如果秉持“史”的本意，一定会和人君发生冲突。刘知几著《史通》，在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进行详述的同时，把史官的作用说得至高无上。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历史既然用来记录功绩、纠正过失、分清善恶、辨别好坏，那么，史官的首要责任，就是分善恶，辨是非，清功过，倘不如此，则“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可谓罪莫大焉。所以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礼崩乐坏之际，孔子编定《春秋》，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即后世所传“春秋大义”），而这种警戒的方法也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南史至而贼臣书”，说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的一段有名的有关史官的故事：齐大夫崔杼杀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此事被文天祥写入他的《正气歌》，作为中国历史上有气节的人物的代表。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这一干人物中，还有一位史官就是董狐。典出《左传·宣公二年》：赵穿杀晋灵公，时晋国执政大臣赵盾逃亡在外，未出国境，闻讯而返。“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赵盾）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刘知几强调史家要伸张正义，秉笔直书，使贼臣逆子，淫君乱主，恶名被于千载。什么是直笔？他在《史通·外篇杂说下第九》中作了扼要的解释：“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

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最有名的论述出于《旧唐书·魏徵传》记载李世民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可君主们真的能从过去当中学习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