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升孤独潜行

《财富》中文版——这里是北京的郊外，我在一家新兴崛起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OE）的漂亮工厂里面。进入这里并不容易，我们至少通过了一次安检和三道闸门。入口处的四名保安一直在盯着我的手机——我已经因为试图在公司的大门前面拍照而受到了严厉的警告。

眼前是一条不足百米的通道，它的一侧由透明玻璃构成。隔着这些玻璃可以看到一条价值超过百亿元的全自动液晶面板生产线飞速运转的繁忙景象，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蚁穴，或者是好莱坞影片里所构想的未来世界：行走在轨道上的搬运设备能够从堆积如山的仓库里快速准确地找到需要的材料，带有编号的电动叉车穿梭在运送物料的通道上；密布其间的机械手臂能够将一整块纤薄如纸的巨大玻璃抓起、旋转，再塞进另外一台机器里，一排如同针头的装置疾速地在面板上雕刻着什么；接下来，形同巨大印刷机的设备会完成贴合、切割的复杂动作。有一些工序被一种神秘的红色灯光笼罩，而另外一些封闭着的机器则悄无声息地运转，像是在孕育某种生命的成长。漫长绵延的传送带将这一切连接起来，数百种原材料和电子元件在上面24小时快速流动，最终在末端变成一块色彩斑斓的液晶显示屏。然而，这个巨大而复杂的车间里空无一人。

当我向王东升提到这一点时，这位狂热的技术迷认为这一切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半导体显示业是制造工业的“贵族”。眼前的车间几乎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密室，藏匿着数以千计的传感器和最先进的远程控制系统，用来保证内部一直处于恒温、恒湿，并与外界的细菌和微尘保持距离。这意味着进入半导体显示业具有极高的资金门槛，同时对人类工业制造的智能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东升展开双臂：“欢迎来到工业4.0时代！”

王东升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在23年前，他以厂长的身份带领数千名员工自筹650万元将临近倒闭的国有企业北京电子管厂进行股份制改造，创立了今天的京东方，并把它变为了一家国有和私人共同持股的科技上市公司。京东方目前是全球第五大液晶面板制造商，出货量仅次于LG、三星以及两家中国台湾公司（这前五家公司的市场份额相差不大，排名也时常出现变化）。去年，在炙手可热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该公司的份额超过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全球三分之一的平板电脑和五分之一的智能手机使用了京东方制造的屏幕。在2016年的《财富》中国500强榜单上，京东方以收入486亿元排名第128位。该公司拥有7条不同规格的生产线，还有三条生产线正在建设当中。其中，京东方位于安徽合肥的第10.5代TFT-LCD生产线是当今全球最高世代线。该公司累计可使用的专利超过4万件，居于行业首位，并制造出世界首台10k超高清电视。这一切意味着在规模和技术层面，京东方已经能够与业界巨头一较高下，甚至平起平坐了。

与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家喜欢刻意表现出谦虚和内敛不同，王东升敢于公开发表见解，因此他成为了世界半导体显示领域里举足轻重的商界人物。四年前，在一次国际性的平板显示产业高层会议上，王东升在发言时突然提议要为自己的行业重新命名。他指出，应该把以半导体为基础技术的平板显示业改成“半导体显示产业”。这个提议极为大胆，因为“平板显示（FPD）”的说法已经在国际上通用了几十年。王东升却说，如此高技术的产业，名字听上去竟这样平淡，“跟搓衣板没有什么两样”。但让他真正蜚声业内的事情是，王东升此前提出了显示行业的“生存定律”—若保持价格不变，显示产品的性能每36个月必须提升一倍以上，而且这一周期正在被缩短。后来这个理论受到了业界的认可，并且被称为“王氏定律”。在一定程度上，王东升就是显示领域的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至少为这个理论命名的人是这样想的。摩尔是英特尔公司（Intel）的创始人之一，并且提出了揭示信息技术进步速度的摩尔定律。

我走进王东升的办公室，他的左右两边坐着该公司的公关团队，他们准备聆听王东升跟我的谈话。“你来杯咖啡吗？”王东升问我：“黑咖啡还是拿铁？拿铁吧，甜一些。”我几乎插不上嘴。

但王东升精通讲话的技巧。他带着南方口音，时常夹带英文，语速不快，却总是滔滔不绝。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总能让他在一大段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之后再将话题引回到重点，而且可以做到既不让人反感，却悄无声息地展现出了自己的博学和情怀。

他的谈话始终透露着一种骄傲。其源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京东方的前身北京电子管厂——这是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简称“一五”）期间由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和位于北京酒仙桥地区的另外几座工厂共同代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电子工业的最高水平。此后，在中国公司与西方展开技术合作的第一次浪潮当中，北京电子管厂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便开始频繁地飞往日本和德国参观学习，此后还与日本松下在北京建立了合资公司，这意味着王东升是中国当代工业界最早接触西方领先技术和理解其商业理念的人之一。“那时，打开眼界比什么都重要。”王东升在回忆过往时，总会谈到责任、荣誉和国家，并认为自己这代人的身上有一种后辈难以理解但与生俱来的使命感。

在中国的电视机产业新兴崛起的年代，王东升几乎一意孤行地试图把京东方由落后的、边缘化的电子元器件厂商变成一家能够进入世界核心产业的高科技公司。这在当时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笑话。当包括京东方在内的几家中国大陆企业（比如华星光电）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间相继进入液晶显示工业时，他们已经是后进者了。这个产业在日本出现已经超过10年，其后又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两批跟进者的大规模进入，全球主流的技术路径、材料和设备供应链以及市场都已经形成，由生产规模、投资、经验和专利所构成的进入壁垒在迅速提高。事实上，直到2009年时，中国的彩电工业还因为液晶显示器需要全部进口而苦于被卡住脖子，许多人还认为只有从国外引进高世代生产线，才可能是唯一发展中国液晶显示工业的方法。但是国际厂商达成了不会向中国出售先进技术的默契，中国公司此前购买到的生产线都被认为很难构成威胁。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京东方或许被低估了。自从2003年进入液晶显示领域，王东升试图依靠自身的力量用研发和创新的方式突破这种“封锁”，并为此制定了从追赶到挑战，最终实现超越和领导跨越20年的漫长计划。王东升开始密集地筹措资金、建设生产线，并以每年超过10亿元的投入建设研发力量。在一次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里，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了京东方在重庆的工厂。当时，习近平对王东升和他的员工说：“创新不是别人能赐予的，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奋斗。”长期以来，在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中国企业一直被视为抄袭者（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偷窃者的话）。西方人普遍看不起中国的知识产权创造。

然而，京东方与中国本土的一些其他公司可能会很快改变这种形象。京东方的很多高管在国外受过教育，不那么墨守陈规或者看重中国的既成经商模式。该公司拥有接近13,000人的研发团队，他们的科学家为国际杂志撰文，并经常申请专利；他们还与欧美有名望的机构合作，其研究成果也开始得到国际竞争对手的尊重；而且很多人都还年轻。“我们代表着中国新型科技企业。”王东升说：“中国有合理机会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佼佼者。我们的技术可以改变世界。”

尽管政府官员和部分学者对于京东方的成就兴奋不已，但投资者和媒体对它并不怎么满意，甚至是愤怒。在一些人的眼里，京东方是一个不断从资本市场索取却不知回报的“烧钱机器”—过去8年中，京东方用于生产线的扩张投资过千亿元，而该公司的业绩常年亏损，让持有其股票的投资者很难分得红利，他们在网络上称此为“卑鄙的行径”；竞争对手指责它利用名目繁多的政府补贴和更为优惠的银行贷款掩盖其亏损的事实，有过财务经历的王东升也一度被媒体讥讽为“玩弄财技”的人；京东方迅速建立起来的庞大生产线也被诸多的产业界人士认为是“落后的过剩产能”，他们一度掀起了对于技术路线的汹涌争论和对京东方的声讨。

当被问到这些批评时，王东升迟疑了一下，随后露出苦笑。他认为京东方为了追赶必须在长期发展和短期效益之间做出选择—这个行业如此特殊，技术和产品创新需要对生产设施不断投资，而这种投资之大超乎常人想象。例如，大尺寸的显示屏只能由高世代的生产线生产出来，而这种生产线基本投资亦高达数百亿元。如同早期的芯片行业，液晶面板行业尚未形成真正的寡头，足够大的规模和由此才能获得的成本降低是京东方试图在全球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做到的事情。三星公司经过了12年的亏损才开始盈利；中国台湾的厂商也平均花掉10年时间实现扭亏。“我之前并不愿做过多的解释。”王东升说。

我追问王东升是否因此而苦恼。“孤独是先行者必须承担的代价。”他说：“我的姑姑是做豆腐的，检验她的商业是否成功只需要一天时间—凌晨制作豆腐，早晨摆出来卖，好吃则第二天还会有人来买—我显然不如她幸运。但这就是我的选择。”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路风在一部关于中国液晶显示行业的著作里将王东升称为“寡人”。这可以理解为在路风的观察当中，王东升“具有帝王之才，但也备受孤独的煎熬”。

但能否做成一家持续赚钱的公司，仍然是王东升必须做到的事情。2014年，他对外抛出了自己的计划。他实施了一项名为“DSH”有限多元化的战略。“D”指显示器件，“S”指智慧系统，“H”指智慧健康服务。在王东升看来，未来京东方所提供的产品将以显示器件业务为核心，以智慧系统和智慧健康服务为转型新方向，并且最终以新的产业和技术优势来实现自身的服务化转型。

他认为自己必须抓住这个潮流。“我们处在后互联网时代，正在向物联网发展，而物联网的基础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其中，显示器件是核心的必需品。”王东升试图利用自己对半导体技术的理解去寻求其它可能的应用。比如该公司此前已经成熟应用于生产线的传感器和远程控制技术，它极有可能被用在远程医疗等领域。为此，王东升已经在北京收购了一家医院，并且派驻了自己的科研人员。他希望能够通过京东方在半导体行业所积累的经验与生物技术结合，“有一天，我们也许能够战胜癌症和糖尿病。”已经开始建设的合肥京东方数字医院将与美国医疗系统供应商Dignity Health展开合作，引进国际顶尖的医疗技术和运营理念。京东方还计划与IBM开发一套健康管理和成果导向的大数据分析系统。IBM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合伙人、电子行业总经理徐闻天称：“这对京东方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自称第一代“北漂”的王东升如今虽然头发花白，但他精力充沛；衣着朴素，却心志高远。上面的这些计划表明王东升具有更大的野心。他声称公司在20年之后会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于生命科技，“可能还不止”，王东升说。他还要写一本名为“人类产业学”的书，其核心理念是“人对产业的思考，应该纵观上下200年的历史，并站在月球看地球”。不久前，王东升将公司的英文缩写做了新的阐释—Best On Earth（做地球上最受尊敬的公司）。

从他办公室的简单陈设，看不出这位声名显赫的企业家拥有什么丰富的业余生活。事实上，王东升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而且每天如此。

看看京东方的办公大楼你就明白了。王东升花费五年时间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未来实验室—这里有北京最大的太阳能屋顶，园区实现污水自处理循环，他们甚至建设了一个利用光电技术进行无土栽培的植物工厂，种植新鲜蔬菜。王东升向我承认自己会失眠，他最恐惧的事情是，在地球的某个角落，一个此前默默无名的男孩刚刚发现了一项技术，而这项技术即将颠覆整个世界。王东升说：“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盯着眼睛去发现那个男孩，而且要赶在别人之前”。（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