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心为天—
《财富》中文版——“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了突出地位。这一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先秦、西汉初年和宋明时期。
首先来看先秦。《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把有意志的神（“帝”或“天帝”）看成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们尊神重巫，万事求卜，凡遇征战、田猎、疾病、行止等等，都要求卜于神，以测吉凶祸福。此种神本文化下的天人关系实际上是神人关系，殷人与神之间基本上采取了一种盲目屈从于神的形式。
神权文化占卜的集大成者为《周易》。西周继承了商代的思想，天人关系还是一种神人关系，但是周人明显赋予神以“敬德保民”的道德属性：“天”之好恶与人之好恶一致，“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宣王时尹吉甫作《蒸民》:“天生襪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民的善性来自于天赋，天与人相通。
在周人看来，道德规范是有人格意志的“天”为“保民”而赐予人间的。人服从天命，是一种道德行为，天佑与不佑，与人的道德息息相关。周公明确提出“以德配天”，这种“天人合德”的道德文化的确立，意味着中国文化的一次巨大改变，用晚清王国维的话讲：“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新旧制度的交替，实即神权政治转为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并制定相应的礼乐制度；新旧文化的更迭，则体现在将商代具有神性的“帝”之宗教文化本体，转变为周代具有道德性的“天”之道德文化本体。在这种文化之下，人与自然万物都被泛道德化，具有了道德性。
我在《以德配天，以礼治国》的专栏文章里曾经说过，自从“以德配天”观在天命中引入了“德”之后，有周尽管仍然注重天意，但其着眼点实际上已经不在天命，而在人事了。张世英先生认为，从春秋时期起，天人关系的重心已不是讲人与有意志的人格神之间的关系，“天”开始从超验的神的地位下降到现实世界。典型的天人观体现为郑国子产说的这句话：“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
张世英先生细微地辨别了在这种由“远”及“迩”的转化过程里，儒家和道家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天人合一”观。儒家所讲的“天”一直保存了西周时期“天”的道德含义；道家所讲的“天”则是指自然，不具有道德属性。这样，儒家的“天人合一”实为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而道家的“天人合一”则是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孔子的“君子三畏”，都与道德相关；所谓“畏”，即谨重敬畏，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畏天命”。何谓“天命”？这要从孔子的“天”的概念说起。傅佩荣指出，孔子的天之概念包括四点：
第一，以天为自然界，表示自然界变化的动力。如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第二，以天为关怀人世的主宰，相当于主宰之天。如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吾谁欺，欺天乎。”“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第三，以天为孔子使命的本源。连同前述主宰之天，暗示着天之启示与审判功能。如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桓衤其如予何！”“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第四，以天为命运。如云：“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
徐复观先生说：“《论语》上凡单言一个‘命’字的，皆指运命之命而言。”而且，“孔子的所谓天命或天道或天，用最简捷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是指道德的超经验性格（超越性）而言；因为是超经验的，所以才有其普遍性、永恒性。……道德的普遍性、永恒性，正是孔子所说的天、天命、天道的真实内容。”
由此论可知，孔子年五十所知的天命，乃道德性之天命，非宗教性之天命，虽然根据以上梳理来看，孔子的“天”似乎仍然保留了很多有意志的人格神的意义。然而最终，“他的知天命，乃是对自己的性，自己的心的道德性，得到了彻底自觉自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孔子由“知天命”而“畏天命”，为的是要达至天人合德的最高境界。
到孟子那里，“天”极少拥有人格神的含义，主要是指道德之天。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又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同上）尽自己的善心，就是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就是懂得了天命。而保存自己的善心，养护自己的本性，就可以事奉天命了。“天人合一”不是别的，就是指人性、人心以天为本。
这就是孟子著名的“尽心”学说。第一部分讲“尽心、知性、知天”，由“尽心”而“知性”而“知天”。第二部分讲“存心、养性、事天”。孟子的真正意图是想说明，只有一个人保存和发扬善念，用心做人，才能真正感受到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强大力量，认识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宋明以来的儒家学者极力推崇这段话，并且在此基础形成了一套完整庞大的修身思想，因此宋明理学有时也被称为“心性儒学”。
吕坤的《呻吟语》中说：“性分不可使亏欠，故其取数也常多，曰穷理，曰尽性，曰达天，曰入神，曰致广大、极高明。”人的天性天分，是不可以亏损欠缺的，所以对它的要求，要尽量多，如此才能实现天人合一。（财富中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