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太子行贿案观察：家族的社会资本是否可以传承？

今年8月25日，韩国法院就三星太子李在镕向前总统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行贿一案做出一审判决，李在镕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判决结果公布的当天，三星电子的股价下跌1.43%。虽然李在镕的律师随后提出上诉，但民间好像并不关心上诉能否成功，反而都在揣测李在镕能否在未来获得特赦。有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首先，公众都相信李氏家族在韩国拥有强大的政治关系，这些构成维系家族的强大社会资本。的确，通过政商勾结，韩国很多被判刑的财阀高管都获得了特赦，比如大宇集团创始人金宇中、现代汽车会长郑梦九、SK集团会长崔泰源以及前希杰集团会长李在贤等均在被判入狱后得到了特赦。其次，李氏家族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三星的上一代得到了体现。李在镕的父亲李健熙也曾经分别在1996年与2008年被起诉并判刑，但均因总统特赦而最终免受牢狱之灾。那么，家族的社会资本能否帮助李在镕渡过这一劫难？我们拭目以待。

富豪家族拥有的体现在政治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一直是公众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据存在形式，可以将一个家族的财富分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四类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占据了非常重要，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那么如何定义家族的社会资本？这些资本为什么重要？家族的社会资本如何形成？具有什么特征？这些资本能否世代传承？本文带大家去简单地了解一下这些问题。

严格来说，社会资本是基于网络、结构、关系所形成的一种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可以给家族带来好处，帮助家族实现某些设定的目标。家族的社会资本往往分为内部和外部的社会资本。前者一般指的是家族成员共同分享的价值观，信任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后者可以简单地被认为是家族成员个体或家族整体形成的社会网络和关系。三星太子的例子指的就是外部的社会资本。

家族的外部社会资本可以为家族带来什么好处？从三星太子的例子来看，当然最直接的好处是帮助家族创造和维系家族拥有的财富，保护家族成员的安全，比如利用政治关系免受牢狱之灾。但我们也不应该仅从负面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广义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促进社会的资源配置和交易效率，降低因为信任和信誉缺乏而产生的额外的社会成本，这些效果在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特别明显。

比如说，在某些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法律不健全、政府对信息控制及不透明地操作的环境下，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为他们提供正式和非正式渠道的信息来源。通过以血源关系、地源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帮助节省信息收集、寻价费用，有效地促进合作和交易。另外，社会资本可以帮助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契约的执行成本。在缺失完善的法律制度下，网络成员之间的交易也因为相互之间的信任、长期合作而节省讨价还价、契约制订和执行的费用。

一个家族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家族成员的个人特点，例如能力、人格等因素，财富创造载体即家族企业的商业文化，以及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的政治和宏观经济等因素都起到重要作用。当然，一个家族的社会资本的特点更多的是深深地打上家族核心成员或财富的创造者的个人特征的烙印。核心家族成员的“价值内向投射”是形成其家族社会资本的一种途径，比如俗话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核心成员的社会阅历和社会地位也对其基本社会关系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家族的社会资本也具有其价值的不确定性和专用性的特点。一方面，这些社会资本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多方面扰动因素的影响。不稳定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不稳定性都必然会降低企业家社会资本量。另一方面，家族个体成员需要对其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投资，这些社会资本也就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成员本人。即使它在家族网络内表现出一定的公共资产属性，但它不是公共产权，它不可能被其他家族成员共同掌握。“树倒猢狲散”就有这方面原因。在三星家族的例子中，李在镕受到了朴槿惠一案的政治牵连被判入狱，就很好地说明了以上的两点。

家族的社会资本是如此的重要，那么这些资本能否像其他实物资本一样可以在家族内部实现顺利传承呢？上面提到，家族的社会资本具有价值的专用性、时效性的特点。持有某一社会资本的成员离开特定群体环境以及其位置的更替都可能会使这些社会资本遗失或贬值。学术上有相关的研究发现：家族企业的创始人退位，以及两代企业家政治联系的差异都会引起企业政治关联度普遍减弱，导致家族企业传承绩效下降。这同时说明继承行为导致某一成员在企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位置节点发生变化，依附在网络节点上的社会资源有些就可能失去。

另外一份研究发现，反过来社会资本对于家族企业的代际继承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继承者的社会资本对继承人的继承承诺起着正向作用，也就是说，继承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继承人的接班倾向的可信度就越高。但在位者的社会资本对继承人的继承承诺有负面影响，在位者的社会资本越多，继承意愿就越低。在位者的社会资本对继承者的社会资本有正面影响。可能是在互动的过程中，在位者的部分社会关系可以传递给继承者。

且不论传承的效果，社会关系和人脉仍然被中国的超高净值人群视为重要的传承内容。2015年民生银行-胡润百富发布的《中国超高净值人群需求调研报告》中提及，在家族传承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里，27%受访者把“家族企业的平稳过渡”排在首位，也有7%的受访者将“人脉关系”列为首要传承问题。在家族传承的最关注点的热点中，“价值观的传承”排第一，认可比例占48%；“社会关系的传承”排在第三，占到11%。招商银行-贝恩公司的《2015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问到高净值人士最重视的家族财富类型，34%提到了“社会资源”。（财富中文网）

作者吴飞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