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萎缩的中产阶层：还有救吗？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份子，但众人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却是莫衷一是。问题何在？如果连定义中产阶级都这么困难，那么人们也就很难认定这一阶层的境遇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事实就是如此。《财富》杂志的这份特别报道将向人们揭示，中产阶级数百万民众的生活已经变得越发困难。我们派遣了50多人前往调查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士离美国梦越来越遥远。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请了一些头脑最敏锐的人来出主意，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追寻美国梦曾几何时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但如今让他们感到心力交瘁。
提高工资（或者说应该这样吗？）
如果低薪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劳动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那么答案似乎很明确：那就是强制性加薪。芝加哥、奥克兰和西雅图等地方政府就在这样做——在亚马逊总部所在地，最低小时工资到2021年将升至15美元，远高于7.25美元的联邦水平。由于缺乏人手，一些公司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2018年10月，亚马逊表示将把国内最低小时工资全面提升至15美元。沃尔玛的130万美国员工的最低工资是11美元，这是2015年以来三次涨薪的结果。塔吉特也承诺到2020年将把起步工资提高到15美元。
但这对员工有帮助吗？答案……很复杂。2017年秋天公布的一系列研究结果说明情况确实好坏不一。在加利福尼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餐饮业研究团队发现，2008年最低工资逐步升至8美元时，快餐连锁店的利润增长了10%以上，但就业人数减少了12%左右。随后，2017年最低工资提高到了10.5美元，快餐连锁店利润上升了20%，就业人数却又减少了10%。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2018年年初发现，西雅图分两步提高最低工资的结果是工作时间缩短了，实际效果就是低薪工作者的月收入减少了125美元，而且第二次涨薪对其收入的影响远超过第一次。与之相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美国7个城市的研究结果是提高最低工资有利于收入，对就业水平则几乎没有影响。
随着工资上涨，企业正在加倍努力地实现自动化，这几乎毫无疑问。塔吉特、CVS和科尔氏百货都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自助付款设备，沃尔玛据说正在测试扫地机器人。另外，沃尔玛在这个假日季一反常态，没有增加季节性用工人数。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但对就业者来说，提高工资也许是一把双刃剑。
蒂姆·斯科特
南加州共和党参议员
我生长在单亲家庭，在成长过程中，妈妈是我的生命基石和最大支持者。她是护士助理，每天为了养家糊口工作16个小时。我高中有四门课程不及格，差点儿没毕业。所以当人们谈到美国的“贫困劳动者”时，我有亲身体会。
我们得保证那些像我一样在贫困中长大的人有条出路。我的“机遇地带”提案旨在从经济上帮助欠发达社区充分发挥潜能。在这些地区提供项目资金的投资者和慈善家可延缓缴纳资本利得税，从而得以创造就业机会并实现经济增长。
让议员工资和选民收入挂钩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2013年参加市长选举时做出的姿态是对抗收入差距。但上任后，白思豪立即给自己加薪15%，工资涨到了258750美元。表面上是自由派的市议会随之而动，将自己的薪水提高32%，达到148500美元。光是市议员3.6万美元的工资增幅就已经超过了纽约市全市居民的平均薪酬。到了2017年，发了财的市长和市议员们给亚马逊（该公司所有者杰夫·贝佐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奉上了30亿美元的补贴。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州议员的低收入。44个州的议员薪酬都远低于本州居民平均收入（新罕布什尔州议员的年薪只有100美元）。也就是说，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这样的工作。然后他们会继续向上爬。研究过1619年美国议员收入情况的密苏里大学政治学教授佩弗里尔·斯奎尔在2014年发表的分析报告中指出，统一民选官员和公众利益的最佳途径是把州议员的薪酬和本州居民平均收入挂钩。2018年他又发现，美国州议员的平均收入为32611美元，而全国居民的平均收入为59039美元。
斯奎尔说：“选民们觉得给议员低薪是在省钱。但这实际上保证了富人对他们的统治，富人在立法时往往会以自己的荷包为准，而忽视甚至损害财富较少的人。”他认为，如果调整薪酬，普通民众就更有可能成为州议员或市议员，他们会对和自己情况相似的人抱有同情心。
在国会，40%的议员是百万富翁。即将上任的共和党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曾承诺要“说到做到”——成为四名自由派议员之一后将向实习生提供每小时15美元的工资。她成了共和党议员中的领跑者。2017年，非营利组织Pay Our Interns的一项研究显示，51%的共和党参议员给实习生发工资，而这样做的民主党参议员有31%。另一个“公平薪酬堡垒”在哪儿呢？答案是亚利桑那州。2015年，该州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把议员工资和居民平均收入挂钩的州。
比尔·麦克德莫特
SAP CEO
我仍然记得爸爸半夜起来刮掉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冰，然后去给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维修电力线路，为的是人们家里的电灯能一直亮着。这个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现在我把美国视为一个分裂的实例。人们会问，为什么会分裂呢？银行存款不到400美元的美国人超过50%。也就是说，他们和彻底破产只有一辆报废车的距离。
美国经济实力很强时（20世纪90年代末），民主共和两党曾联手实施过“从福利到就业”（Welfare to Work）行动。当时我有幸成为总统身边的一员。在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时，公司承诺帮助领取福利的人找到工作——我觉得这个最佳做法出于某种原因已经被彻底遗忘。我们知道公共行业无法自行维持，创造就业的是私营行业。所以参加这项行动的所有公司都通过促进就业获得了免税待遇，因为你得解决教育、交通和托儿问题。政府为创造就业的公司提供补贴。
我个人认为公共和私营部门需要再次合作，以便更换劳动工具并让就业者掌握新的技能。如果就业者的工作没什么意义，他们就会觉得被甩在后面。就算有报酬，他们的工资也不会高。而且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处在新经济的最前沿，也没有处在数字环境中。那是因为情况确实如此。
基思·布洛克
Salesforce联席CEO
借助特定渠道，我们有机会通过交易来做很多事。我妻子和我为我的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技术和社会中心提供资金，它针对的是政策和技术的交叉领域。卡内基梅隆和Uber有个合作项目，对象是匹兹堡一个欠缺服务的地区。匹兹堡的难点在于一些地区出现高失业率的原因是交通不便，所以人们没办法去找工作。这些单亲家庭、欠缺服务的弱势群体没有接触到这些机会的渠道。这显然对社区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卡内基梅隆大学找到了达拉·科斯罗萨西（Uber的CEO），并讨论了由Uber向这些人提供就业渠道的模式。看来确实有机会和匹兹堡以及其他科技公司一起来提供渠道。它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技术渠道。这种事政府自己干不了。企业单打独斗可能也不行。但联起手来，他们就一定能做到。
看看基本收入是否可行
38岁的阿梅亚·帕瓦尔貌似顽童，作为芝加哥民主党市议员，他已经进入第二个任期。帕瓦尔拥有威胁和响应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他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用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地方——竞选市财政局长一职，其目的是用老办法，或者说一笔无附带条件的现金来化解贫困危机。他打算进行全民基本收入试点，内容是为1000个贫困家庭每月提供500美元资金。
帕瓦尔效仿的是几十年前共和党的做法。他表示自己的年薪为10.8万美元，其中80%用于支付幼托服务以及偿还20多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他说：“得益于共和党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美国已经出现了基本收入，而且从1977年就有了。”这只基金目前的规模约为650亿美元，它每年都向阿拉斯加居民发放石油收入分红（一般为1000美元左右），作为鼓励他们居住在那里的手段。帕瓦尔想利用密歇根湖向芝加哥供应的淡水建立类似的制度，目前芝加哥郊区用的就是密歇根湖的湖水。“美国政治的道德疾病是人们觉得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值得帮助。我想打破这种值不值得的观念。我们都有资格分享美国许诺的东西。”
初创企业孵化器Y Combinator也在进行基本收入试验，推迟了几次后，该公司定于2018年夏天和密歇根大学联手启动此项计划。批评人士老调重弹，说需要更多研究。对此帕瓦尔表示同意，但有附加条件。他说：“在研究时不能问‘人们会使诈吗？’或者‘他们会撒谎吗？’”相反，问题应该是“‘我们能强化家庭关系吗？我们能提高社会灵活性吗？钱能有帮助吗？’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社会计划以来我们什么大事也没做过，只是站在原地对解决办法或预防措施感到担心。”
如果当选为财政局长，帕瓦尔将和即将上任的共和党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等人在投资（以及撤资）指导方面进行合作。他还打算说服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密尔沃基的财政局长来加入他的基本收入试验，进而树立全国性典型。让人意外的是，帕瓦尔说他的一些最主要支持者是富人和有权的人。他指出：“他们知道自己的财富以这个正常运转的体系为基础。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情况则不是这样。”
从丹麦取经
回想2015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大家也许会发现丹麦意外地受到了关注。当时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对丹麦的“劳动阶层成就”赞不绝口。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则反击说：“我们可不是丹麦。”
没错，但鉴于美国的贫困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高居第四位，而丹麦拥有所有富裕国家中最低的贫困率，我们也许应该观察一下丹麦是怎么做的。虽然高税收、高收益的“全福利社会”显然是扫除真正贫困的最佳途径，但值得注意的是，丹麦并没有把所有支出都用在最贫困的人身上。经合组织的一位资深政策分析师迈克尔·福斯特说：“中产阶层同样受益。”的确，丹麦为适龄劳动人口投入的社会开支超过了经合组织中的其他任何成员。
那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总的来说，98%的子女在15岁及以下的丹麦家庭都得到了资金援助。而这还只是个开始。中产阶层享受的其他福利包括免除大学学费以及医疗保健和职业培训费用，还有强大的补贴型托幼制度。18岁以上而且自行谋生的学生每月可获得约933美元的补贴（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也能拿到145美元）。丹麦公司采用名为“弹性安全”的模式，必需裁员时，培训和协助就业体系就会介入。这让丹麦的制度类似于安全带——其目的首先是防止人们陷入贫困。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确实不是丹麦，但也许我们也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安全带”体系是不是够用。
普拉米拉·贾亚帕尔：我们都需要更好地对待劳动者
许许多多的评论员和经济学家都想跟白宫口径一致地表达我们的经济表现强劲，因为失业率正在下降而且GDP正在增长。但890万仍处于贫困状态的美国全职就业者一定不会认为美国经济处于繁荣状态。40%的勉强满足食宿等基本生活需要的美国人，以及62%的可应急银行存款甚至不足1000美元的美国人也不会这样想。
实际上，如果90%的GDP增长都集中到了1%的人手里，那它就毫无意义，而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失业率虽低，但工资增速一如既往地慢，而且跟不上通胀。我们已经承认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那就是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劳动者不能受益于他们参与创造的利润，这个经济体就不是强大，而是要完蛋了。
国会需要采取行动来让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恢复平衡状态。首先，国会应该通过加薪法案并立即提高4100万劳动者的工资。该法案将把最低小时工资提高到15美元，并按照平均工资增速建立最低工资指数。由于政府的不作为，几十年来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持续下滑，目前剔除通胀因素的最低工资已经比1968年的最高点低了25%。如果最低工资增速能和通胀持平，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贫困率就会比现在低几乎20%。
其次，通过制止企业高管越来越多地把利润分享给股东而不是员工，国会可以把已经脱钩的公司利润和工资重新连接在一起。1982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降低公司回购股票难度前，标普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用于回购股票的利润只有2%。而2017年，这些公司把59%的利润用来回购股票。国会应该通过工作报酬法案，它可以通过制止公开市场股票回购使工资增加数十亿美元，它还能确保劳动者有发言权，可以在他们创造的价值中为自己争取合理分成。
美国民众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刚刚过去的选举中，美国所有红色和蓝色选区都迎来了历史上最多元化的候选人，他们的任务是为民众而战。他们不想要救济。他们只是想要我们创造出公平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平等竞争。民主党只控制了众议院，但现在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大胆的愿景，并和阻挡我们共同前进的最大公司利益进行抗争。
马克·卢比奥：相信企业能做的更好，政府也一样
华盛顿和纽约一直在代表美国劳动者做着错误选择——为享受再分配的少数人服务的经济增长，或者为不享受再分配的少数人服务的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在这两种框架形成的经济中，普通美国人都无法用自己的劳动来撑起一个家庭。他们应该有另一种选择。
我们的父母是移民到美国来的，他们在人生中实现了美国梦。但从20世纪70年代我出生到现在，年薪不足3万美元的25至34岁美国男性所占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和我父亲一样，这些人的受教育水平大多以高中为限。我妈妈几乎一辈子都在做佣人，这个职业的平均年收入不到2.3万美元。
解决办法绝不是简单地拿个学位，或每当有工作被外包或消失时，就重新进行培训。劳动者不是机器，不能把他们拆开、升级、重新组装然后送到其他需求旺盛的地区。我们都是父母，都要交房租，我们的女子在学校都有朋友，都参加了体育社团，而且还有住在附近的爷爷奶奶或亲人。对人的一生来说，稳定和工资同样重要。
解决办法也绝不是政府再次出资为贫困劳动者买来经济安全。工作的目的是创造价值。工作一天后脏了的衬衫和酸痛的双脚跟满足人们深层次目标的工资之间是有联系的。
这种稳定性来自一份好工作，而且只有在美国人为成长、创新并投资的高产企业工作时它才真的有可能出现。我们国家缺乏的东西之一就是如何更多地创造这些稳定高薪工作的共识。虽然创造此类就业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但一些共同目标很清楚，包括更多的公司通过金融工程向产品和研发投资；一个更平衡的国际贸易体系使美国毫无疑问地成为下一代技术的发源地；以及更有利于家庭的社保制度。虽然并不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拿出解决方案，但我提出的一些政策将发挥作用。我将为之投入时间的项目有：扩大2017年税法立即减免资本支出税项的范围，实施和《中国制造2025》直接竞争的策略以及通过国家支付工资的亲子假议案并扩大儿童抵税额范围。
没有高产企业，美国工薪族就没有经济未来。打造一个大胆创造21世纪美国产品和工作的经济应是政坛人士和企业共同的工作。
罗卓克
思科CEO
彻底陷入贫困的人和全职工作者仍然需要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他们可以承担的住房。我们的国家正在面临着全国性的平价住宅危机。在任何州、县或大都会，没有一位拿最低工资的全职工作者可以买得起一套不大的双卧室公寓。我们意识到硅谷有平价住宅危机，中低收入家庭和无家可归者一样都极为需要住房。我们计划在五年内为“目的地”项目投入5000万美元，以便通过圣克拉拉县的Measure A平价住宅债券获得住房补偿公共资金，从而以更快的速度建设更多的支持性住宅。
问问经济学家：我们怎样才能重燃美国梦？
詹姆斯·兹利亚克
肯塔基大学经济学教授
·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保育上。兹利亚克指出，儿童保育价格已呈飙升状态，近年来成本增速超过它的只有高等教育。儿童保育实际支出占收入的平均比重介于16%至25%之间，而且这是国内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他建议全面调整儿童保育抵税制度，只让收入不足7万美元家庭享受此项福利，同时让抵税变得可退且更加慷慨（这个想法引起了奥巴马政府及几位参议员的注意，但一直未能拿出相应提案）。
杰弗里·萨克斯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学科教授
·萨克斯认为必须把医疗保健作为首要任务。我们可以效仿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建立单一支付制度。萨克斯还建议赋予工人组织权，提供更好的学校-工作过度机制（如德国的学徒教育模式），同时全面调整高等教育的经济性，以免它限制未来劳动者的选择。他倡导通过21世纪的赠地学院制度来降低教育成本。他的提议还包括财富税以及可为劳动者提供新技能和工作的重大基础设施计划。
埃斯特·迪弗洛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跟随数据。迪弗洛的激进学说让经济学界感到震撼。她认为应以对待处方药的严格程度，通过随机而且受控的试验来检验和评估援助项目。迪弗洛认为，通过防止现有社保网络遗漏贫困人口的小规模行动就可获得巨大收益。她解释说，许多在校学生都没能获得免费午餐，直到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简化了申请程序。在食品券和残疾人福利方面也可以这样做，因为获得此类救助的过程往往过于繁琐。
弥补缺口，以免其继续扩大
她写了一本真正探讨工作贫困人口的书。芭芭拉·厄莱雷奇的《美国生存体验实录》（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让许多中层和中上层美国民众首次真切地见识到了各个州的女招待、售货员、佣人等低薪工作者的艰难生活。
2001年出版这本书以来，很多东西都有了变化，包括厄莱雷奇讲述贫困者故事的方式。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记者，她希望像中产阶层那样受尊重，并在舒适的生活中支撑起自己的家庭。那样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2009年的某个时候，我意识到我能继续这样做的原因是《美国生存体验实录》的版税让我存了一些钱。我想‘好吧，这还不错，我可以这样过。’然后我又想到‘等一下，我在说什么？我得有钱才能去写穷人的故事？这不是有病吗？’”
的确，在过去20年中，她看到20年前困扰小时工的压力和迷茫不断扩散开来。厄莱雷奇说，情况变得更糟了，不光是所谓的中产阶层，对其他许多低薪工作者来说也是如此。她指出：“‘恰好型雇佣’的兴起是令人震惊的坏事之一，这种情况下人们得等着老板打电话叫他们去上班，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明天还能挣到多少钱。”
虽然提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改善（更容易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提高最低工资的运动），但厄莱雷奇很担心，原因既包括法国等地出现的街头示威，也有对整体移民不断增加的愤怒。如她所说，当“看到自身生存几率正在下降”时，人们往往不会理性行事。
厄莱雷奇说，少数人的经济选择让为数众多的美国人带着“极大的焦虑”生活着，而且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她还警告，这不仅限于佣人和小时工，这个群体还包括合同工、轮班制工作者、教师、Uber司机、小企业主、中产阶层，甚至是你自己。（财富中文网）
本文另一版本刊于2019年1月出版的《财富》杂志，是报道《正在萎缩的中产阶层》的一部分。
译者：Charlie
审校：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