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拉丁语能给中国带来新知识和新技能吗？

    6月28日这个炎炎夏日，在广州中山大学风景秀丽的校园内，32名学生成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首批毕业生。这是一场亲密而又真诚的毕业典礼。在中山大学的一名副校长致词之后，几名学生演奏了一曲优雅的传统中国乐曲，为整个典礼定下了深思的基调。部分学生深情地回忆了他们在学院的求学经历以及他们对世界和自己的认识。一名学生说道：“朋友们说我变了……我也这么认为，我知道我更加了解自己了，也更加知道我想要了解什么了。”

    博雅学院是中山大学下辖的一个专注于古典研究的小型学院，每届只有30名学生，授予艺术、历史、哲学和法学学位。该院课程设置的突出特点是，学生们致力于深度研读原汁原味的古代经典文献，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子和孔子。为此，学生们需要在第一学年花费大部分时间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古汉语。所有课程都实行小班授课，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课程设置还要求学生们进行广泛的阅读和写作，每名学生每月都必须提交一篇自选题目写作的、5,000字左右的论文。

    首批毕业生在入学前根本没想到要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或者古汉语。2009年6月，中山大学的所有入学新生都收到了一封招生函，告知他们有资格选择博雅学院。共有200多名新生提交申请，并接受面试。申请人被一个旨在鼓励深度思考的项目所吸引。他们未必对学习拉丁语或者希腊语感到兴奋，但却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这些课程是他们开展深度研究所需的工具。他们喜欢该项目的小而精致和教师们的深度参与。许多学生不得不说服父母相信这是一个有益的项目。另外一些父母则不认为学习古代经典文献与在当代中国谋生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学院开设的人文经典课程在中国并非什么稀罕的新事物。以前就有，只不过在现代社会遭到了抛弃。此项目的主要设计人是著名哲学家甘阳教授。他原来供职于香港大学，中山大学聘请他前来设计这一项目，作为中山大学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多项重要举措之一。中山大学非常清楚，甘阳自己对于恢复早年中国实行的教育传统抱有浓厚的兴趣。正如学院宣告成立时中山大学网站上的公告指出，“人文教育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方面，在越来越个体化、利益越来越分散的现代社会，大学人文教育是社会共识建构的基本平台；另一方面，围绕文明经典的研读和自由讨论，这种课程设计可以重拾新中国成立以来断裂的文化传统，使现代化发展获得深厚的文明基础和动力。”

    以追问生命的根本性问题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是否有价值，最终的检验标准应该是它的产品——毕业生本身。成熟以及强大的思考技能是否能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学术人才或雇员呢？甘阳认为，评价博雅毕业生的标准不应该是毕业后的就业状况，而应该是他们致力于活得更好的志向。但他也曾表示希望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继续深造，三分之一进入就业市场，另外三分之一进入公务员队伍。但从首届毕业生的去向来看，中山大学今年将无法对博雅毕业生在职场或者公务员队伍中的表现进行完整的“市场检验”。32名毕业生之中，27名（88%）选择在国内或者国外攻读研究生学位。只有五名毕业生进入职场，从事教育（两名）、出版、公务员、商业等行业。

    由于人文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悠久传统之一，许多人会认为亚洲的人文教育学院全都是由海外合作伙伴主导的“合营企业”项目。这些项目之中最为著名的是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合办的上海纽约大学项目，以及位于新加坡的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项目，它们引发了一场关于在不同政治体系下开展通识教育效果如何的国际争论。参与这场争论的海外人士很少注意到像博雅学院这样完全由中国自主创办的通识教育项目。批评人士认为，如果来自西方民主体制之外的学生不能够充分开发他们的思考技能，这些项目如何取得成功？

    博雅学院的学生们并不这么认为。在毕业典礼当天，通过与多名学生交谈，笔者发现他们对于自己开发良好的思考技能感到非常自豪。其中一位指出，他们掌握了“一种有助于理解生命意义的思考方式”。“我并不在乎拉丁语是否有用。”另一位指出，“我学会了提高自我思维能力的方法。”他们通过认真研读和深入探讨在中国及西方文明史上诞生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来试图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来自其他学生的不理解让他们感到恼火。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学生常常被认为是封闭的傻瓜，而课程设置被认为是一个“作秀多于严肃学术的项目”。但是，这些学生反问，如果他们参与了对柏拉图、莎士比亚和英国文学的生动讨论，以及对于《伊利亚特》（Illiad）、休谟（Hume）、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伊拉斯谟（Erasmus）的研究，他们怎么会脱离实际呢？对他们而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根本无需多说。他们学会了如何提出关键性的问题，并准备终其一生去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财富中文网）

    译者：郑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