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tanley Bing

    上周《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名为《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作者指出，“在公众看来，这一曾经高高在上的行业如今已被拉下了神坛。尽管经济学家们在政策制定方面依然是核心人物……但如今，公众却是抱着比以前更甚的置疑眼光在审视他们的理论。这个行业目前同时在经受内在愧疚与外界怨恨的双重折磨。”

    你要原谅这个小小的拼写错误(上段中怨恨一词，美国人拼为rancor而英国人则拼为rancour)。要知道，《经济学家》的大本营在伦敦。

    这本用经济学家来命名的杂志接下来不遗余力的为这个行业辩护。文章中长篇累牍的批评了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并为这些学科如何按可信的企业那样重新思考再定位等问题，提出旗帜鲜明的建议。

    极具讽刺的是，这篇文章是在一份惊人的古代手稿出土之后出炉的。目前该手稿陈列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巴丰格博物馆(the Barfinger Museum)。这份在克里特岛的一次考古挖掘中发现的手稿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孕育现代文明的古代社会过去如何处理类似危机。

    上述写在沙草纸上的手稿包含一篇高谈阔论。其作者是古克里特岛人，他们的名字已经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如同为《经济学家》撰稿的匿名作者一样神秘）。如果有人将这份古籍也称之为文章，那么文章的标题应该是《作为预测工具的鸟类内脏的未来》，它似乎写在一次带来旷日持久的饥荒的农业大歉收之后。

    翻译这篇文章很困难，因为现在几乎没人会说这一古老的语言了。但是它的论证要点很清楚，并且有一段有趣的总结，“如果鸟类内脏占卜研究作为一个大学科值得我们大力支持的话，那么所有神谕也应如此。”

    “许多民族，特别是位于希腊，特洛伊，埃及以及周围一些较小的民族，将神谕不能显灵等同于作为预测工具的鸟类内脏的失败。他们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如果神谕发布者、先知和其他理应称之为预言家的人话语落空的话，然后公民政府可以做得更好。这是一个错误而且危险的结论。”

    作者接下来又分析了用于占卜的鸟类内脏的主要类型，批判的分析了每一种内脏的用途，从较大的秃鹰内脏到小型鸟类的脏兮兮内脏，包括鸽子，麻雀甚至长得像鸽子的裸鼻雀。小型鸟类的内脏往往被用来预测猪鼻子的价格。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猪鼻子在当时供不应求。

    文章以一个我认为当时业内人士会一致认可的具有感召力的观点结尾，“最后，那些研究鸟类内脏占卜的人都是社会科学家，比如占星师和白骨法师，他们想弄懂的是现实世界。是目前的危机改变了这个世界。”

    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想要弄明白许多年前的占卜术如何面对这种信心危机，以及今天的经济学家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