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晦涩的书吗？我逢人就问。对晦涩孜孜以求的偏好，让我无法停止艰难的阅读。迄今为止最合我心意的印刷品，莫过于一本叫做《司法过程的性质》的译书。它的中文很绕，令人沉醉。随便引用书里的一句话，就可以证实这种可贵的品质：“通过有意识和下意识的影响，这种限制性权力的出现，尽管背景散淡，却总是处于预备状态，它趋向于使立法判断得以稳定和理想化，它向立法注入了原则的光辉，使这一标准高高耸立，可以为那些必须进行这一竞赛并保持这一信念的人们所看见。”

    当有人推荐《设计原本》的时候，我有一种见猎心喜的冲动——它译自一本英文书，原书名直译过来是“设计的设计”，大有晦涩的潜质。翻开之后，发现它毫不晦涩，可是并不令我失望，因为作者的洞察于我心有戚戚焉——他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却深刻地揭示了理性的缺陷。按照本书作者Frederick P.Brooks,Jr的意见，理性设计模型的最大危险在于，“我们在初始阶段并不真正地知道目标是什么”，况且必要条件及其权重在持续变化，约束也在持续变化，而设计树上的节点实际上只能作为暂定方案，而不能轻易“决策”。

    软件的设计，公司制度的设计，乃至社会组织的设计，都无法从设计者意识中的理性出发一蹴而就。考察其中比较广大的例子。周朝“井田制”建立了设计上的标准化，却为中国政治带来人为创造社会结构的先例。历史学家黄仁宇说它“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这是一种恶习，就算用“不得已”来辩解，仍无法掩盖它的恶果。延续下来数千年，从井田制到武则天的凤阁鸾台，到当代的计划经济，自上而下笼罩式的设计，绵绵不绝。

    《设计原本》批判了自上而下笼罩式的设计，尽管案例集中在软件领域，这种批判的启发性并未因此而减弱。理性模型被形象地比喻成“瀑布”，而瀑布式方法因为过于简单，在风格上，完全与最有经验的设计工作相背离。成功的软件设计，也像社会的演进一样，符合螺旋上升的规律。所有的设计，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对细微之处的关注，在于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精细层面各种元素的大量工作。

    对瀑布式方法的反思提醒人们在世界的复杂性面前保持谦逊。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自觉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人都是哲学家，最关心普适性的意见。我们说“烈火见真金”，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于是天下万物“概莫能外”。

    然而就像社会学中的“宏大理论”不免于空洞，过于关注普适性的观念，很可能让我们忽略意味深长的细节。阅读《设计原本》，不难印证“观察——计划——行动——反馈”这一工作模式的实用性。设计，无论是软件设计，建设设计，还是更大的设计，有着惊人的一致，它们一再透露艺术的神秘信息——最性感的往往是最有效的。在偶然出现或刻意追求的美中，理性的驱动，终于回归感官——这实在是一个绝好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