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第一人”——子产

    今年“两会”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在谈到今后两年的工作时，他引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名句明志：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深知这两年的工作不比任何一年要轻松。“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

    这段话的原文是：“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就是：子产的继任者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政事好像农活，白天黑夜想着它，要想着它的开始，又想着要取得好结果。早晨晚上都照想着的去做，所做的不超过所想的，好像田地有边界一样，过错就会少很多。”

    我们都知道，老子把治国比喻成烹小鲜。在此，子产则贡献了另外一个妙喻：执政就像种田，执政者就像辛勤的农夫，需要考虑周全。要计划好的开始，也要将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悉数思考在内，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言：“君子之行，思其终也，思其复也。《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就是说，君子有所行动，要想到结果，想到下次能够再如此。

    “行无越思”的原则也很关键。它的核心是，行其已思者，其未思者不妄行，即行动不超出思考范围。施政执事，如同穑夫，首先依照土壤气候、季节地势，选择不同种类的作物，不求速成，而求精育。越未雨绸缪，农作物便越能长得健壮，从而生机繁荣，绵绵不绝。

    也有不肖农夫，为了多打粮食，强施肥料，滥用农药，土壤不得休养生息，竭泽而渔，土地最终的结局是板结甚至被毒化，再也结不出颗粒果实，沦为废地。

    比喻很浅显，但道理很深刻。提出此譬喻的子产，是春秋末期郑国的政治家、改革家，后世将他视为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典范。孔子比子产大约晚生30 年，但他十分推崇子产，据说“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史记·郑世家》）。清王源说：“子产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子产为春秋第一人。”李元度则说，子产之德过于管仲，即便诸葛亮，也不过是以管仲、乐毅自况，不敢比拟子产。

    子产所生活的年代，正当“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他所生活的郑国，夹在两大强国晋、楚之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可谓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就是在这样的危险情况下，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20多年（公元前543-前522），从内控公族、外御强国两方面入手，保持了内政的安定，振兴了郑国的国力。“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史记·循吏传》）

    在治郑的过程中，子产可圈可点的政绩很多。其中非常有名的是两件事：一是铸刑书。公元前536年，子产在多项经济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公布了新制订的刑书。《左传·昭公六年》载：“三月，郑人铸《刑书》。”杜预《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成文法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根据“周礼”，贵族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律条文原本是秘密的，这样，贵族当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刑法的约束。而子产铸刑书后，法与非法的界限清晰可见，国家定刑量罪有了公开统一的标准。同时，刑书打击强宗贵族的特权，保护商人和新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旧贵族的重要特权被取消，他们自然会强烈不满。子产的法制新政遭到了晋国上大夫叔向的非难：“民之有辟（法），则不忌于上。”也就是说，如果《刑书》公诸于世的话，老百姓就会依据《刑书》的条文行事，不必顾忌当权者的意志。这在叔向看来会导致天下大乱，“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子产在回信中说：“吾以救世也！”这是因为他深知，在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鼎力革新，万难应付危局。实际上，就在子产铸《刑书》20余年后，公元前513年，被形势所迫，晋国的赵鞅亦“铸刑鼎”，公布了晋国的法典。这次孔子都看不下去，出来抨击，并且也以亡国来说事：“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孔子也反对将成文法律公开布示于人，这和叔向“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立场是一致的。

    孔颖达《左传正义》曰：“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之，赵鞅铸刑鼎而仲尼讥之。如此《传》文，则刑之轻重，不可使民知也。”他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圣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于今。今人所作，非能圣也，足以周于用”，明确主张“作法以齐之，宣众以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