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刚干完的这件大事，即承诺在不要求任何人多纳税的情况下把联邦预算削减数万亿美元，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做得靠谱吗？回答是：靠谱。既然这事做得绝对靠谱，当下市场的大起大落就算不了什么了。但是，究其原因，这却与两党在美债上限之争中提出的任何说法都毫不相干。而且，即便我们以后真的增加税收——这是有可能的——它们也不太可能对美国产生社会效益或者让谁成为政治上的赢家。

    两党在这次辩论中都试图拔高自己的道德形象。奥巴马总统说，不让“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们多纳税，却去削减有利于中产阶级的项目，是不公平的。共和党领袖们却说，增加税收会影响经济发展，减少工作机会，这对于失业率已经超过9%的国家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远比这更加重要的理由，两党却谁也没有告诉我们。税收早晚得增加，无论对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一样，因为布什的减税方案明年年底就到期了。根据国会预算局的估算，其后果是，今后10年的联邦岁入比起继续实施现行政策的情况将多收3.5万亿美元（约增加10%）。国会债务协议所要求的削减开支则可在今后10年里使联邦开支减少约5%。看起来，我们好像都得多出力才是。

    不过，表面上看上去情况又如何呢？为了实现社会和谐，富人们是否应该表现得比别人出更多的力呢？看看另外几个无人告诉我们的事实吧。对美国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多征税收效甚微，有时甚至会一无所获。马里兰州在2008年提高了对百万富翁的税收，导致那么多百万富翁逃离该州，结果从这群人中征到的税款非但不如预期的那样增加，反而大大减少了。纽约州也干过同样的事情；时任州长的民主党自由市场派戴维·帕特森（David Paterson）事后说：“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他的继任者安德鲁·夸莫（Andrew Cuomo）也是民主党自由派，此公面临着巨额赤字，却强烈反对再度向百万富翁们征税。

    造成这些令人意外的结果，原因是美国对富人的依赖早就超过了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经合组织（OECD）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最富的10%的人所纳税款在全国税收总额中的比例（45%）高于该组织23个其他成员国。美国这10%的人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所占比例（33.5%）也高于大多数其他国家，但是，如果你算一下这两个比率——跨党派的税收基金会就算过这笔账——就能看出，美国富人的税务负担是最重的。从他们身上多收税的想法是说不过去的。

    这么说来，美国的总体征税水平是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啦？是的，没错。但原因不在于我们的财产、薪资、企业和个人所得等税收体制与别人大相径庭。恰恰相反，经合组织说，各国的体制几乎一模一样。各发达经济体好像都认为，大部分岁入可以通过这些税种（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来实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他们都另外征收一种增值税，而我们是唯一不征此税的发达国家。因此，如果我们打算大大提高岁入以便减少债务，这些钱的来源也许就在于此举。

    此事是否可行，取决于令华盛顿最不爱听到的那个词：医保。除非我们能遏制不断攀升的医保成本，否则解决我们的债务问题就无从谈起。可惜的是，新达成的债务协议明确禁止削减医保开支的幅度超过2%。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在应对我们的财政危机主要问题时仍然软弱不堪，就不难想象：今后我们会听任医保开支膨胀，再征收增值税来承担其开支，最后患上美国式的欧洲僵化症。

    不靠增税来减债，行得通吗？既然我们打算增税，就没有必要操这个心，而是要盯紧了，看看这笔钱流向何处。不对医保制度做重大改革能实现减债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不能。

    译者：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