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香港，茶和生活丝丝入扣。
在香港，一般光顾茶餐厅的时候，甫入座，还没来得及浏览菜单，伙计都会递上一杯茶。这杯茶没有香气颜色暗哑，也分不出什么茶末，但可以用来打发等待的时光，是平民茶餐经济实惠的一个绝佳注脚。现在经济不景气，茶餐厅们仿佛连这个成本都得缩一缩，有些干脆只有白开水让客人涮涮碗筷罢了，倒是还有一些老派的茶餐厅还坚持着，尤让人敬佩。
当光顾的级别从茶餐厅升级为茶楼，茶也从配角变成了主角，称之为”饮“，已经有了品的意味。所以茶楼里的伺应生会先询问茶的种类。在我还不懂粤语的时候，那一长串快而短促的报名从伺应生的嘴里吐出来就像在听说书，就算极不懂茶的香港人，或多或少也会懂几种常用茶：香片、龙井、铁观音、普洱。
普洱在近些年的香港，几乎成了绝对主角，就连专门演给师奶们看的电视剧里对普洱也颇有研究，这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普洱在香港大众社会里的地位。我不止一次地在夜晚八点档的节目里听到主角配角的嘴里吐出诸如“生茶”、“熟茶”，“陈年”、“松化”这样对于不用动脑的肥皂剧显得有些晦涩的台词。
这些电视剧里总会在出现茶楼的时候才开始讨论普洱茶。而那座茶楼总是保留着旧式香港的格调，搭配着岭南特有的花玻璃窗和穿着唐装的老伺应生，仿佛在向“陆羽茶室”致敬。事实也是如此，陆羽茶室几乎是香港茶文化的象征，没去过陆羽茶室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吃过香港早茶，茶楼内所提供的茶点如“滑鸡球大包”、“云腿鲮鱼”、“猪润烧卖”等精致与怀旧程度绝非寻常茶楼可以相提并论。而提供的茶，最寻常的也能呈现出红浓明亮的汤色。开陆羽茶室的几个合伙人，其实都是接受西学教育的上流人士，但却固执地热爱着中国传统的茶文化，虽然经营餐厅比他们本身的职业要艰难许多，他们也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始终对选料保持着一丝不苟的态度。甚至在店租上涨需要承受更大店租压力的时候，干脆直接买下了史丹利街茶室所在的这栋楼一劳永逸。
有一颗爱茶之心的香港名人其实不在少数，听闻李家大少就是爱茶之人，甚至还组织了一个香港茶会。已故的香港太平绅士罗桂祥博士便捐赠了自己毕生所藏建立了香港茶文物博物馆。不大的一栋白色小楼隐藏在香港公园之内，但却对中国的茶做了一个系统的陈列与剖析，这样细致的博物馆甚至在香港都颇为少见。或许说起罗桂祥普通大众会有些陌生，但如果提起“维他奶”这个牌子就几乎无人不晓了。这个目前全球最大的豆奶品牌，在1940年罗桂祥创立之时，秉持的初衷却是为饱受战争摧残贫病交加营养不良的中国同胞提供消费得起的平民牛奶——豆奶。倒是罗桂祥的一生都和紫砂壶脱不开关系，他爱壶、爱印、爱茶，终于在身后为香港人留下了一座精巧的博物馆。馆内底层是间对外营业的茶馆，有时候经过，会听到各种语言的交流此起彼伏。要在这里吃茶并不容易，没有预约通常都会被一块“满座”的牌子委婉地拒之门外。
《普洱》在2009年第6期的杂志里也提到：“香港一直是云南普洱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在数十年前甚至是普洱茶唯一的市场。”香港的精英社会与平民社会是脱离存在的，二者之间有着一条不容易跨越的鸿沟。不过虽然在社会化方面有着深刻的殖民化烙印，但平民社会里许多风俗习惯仍然维持着华人的传统，甚至反过来影响了精英社会。茶就是其中一项。茶铺也并不是更加本土化的九龙的专利，反而在更多外国人以及游客聚集的香港岛，如中环、铜锣湾等地方，更容易看到装修得古色古香的茶铺，茶铺里最醒目的陈设就是一块块普洱茶饼。
去茶铺买茶的老外大有人在。我一个居住在香港的美国朋友说他最喜欢的茶是普洱，我差点惊掉了下巴，因为他居然知道老树种。不过对于没什么喝茶传统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并不能品得出不同年份的区别，而且他们似乎更加注重性价比，所以好茶反而没有什么市场，耐泡的茶对他们来说才是好茶的标准，最好一撮茶叶泡一天，省事又省钱。而他们总是经常问我，普洱能不能加花茶来饮用。在他们眼里的普洱和在中国人眼里的普洱是大不一样的，我们重鉴赏而他们更加重视趣味性。
所以后来有个在云南做普洱茶生意的朋友来问我意见的时候，我想了想问他：“你想要怎样的业绩？是做高端品牌还是消费产品？”不同的预期目标需要不同的执行手段，差异化在香港市场显得尤为重要。香港自然也有人喝好茶也会喝好茶，但这是一个极小众市场，大多有着固定的销售渠道，新品牌想要打入成本极高。如果做茶消费产品，那么便不需要祭出好茶，还得把茶揉碎了打散了，将古老的灵魂装入年轻的身体里。香港是个生活节奏极快的城市，而且深受日本包装文化影响，卖得俏的产品，大多因为有着卡哇伊的外包装，顺便加上一些如“健康”、“养生”、“瘦身“的营销词汇。
听起来脱离了传统茶道？好吧，因为这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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