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正能量

    上个月，好友F君专程从香港飞到加州，来拜会硅谷的一位关键投资人。F君在香港的一家国际顶级投行工作，却选择放弃令人羡慕的高薪工作，自己从零开始创业。当年还在斯坦福的时候，他就已经和几个朋友在创业领域里小试牛刀，后来又发起了斯坦福中国学生创业者社团CEO@Stanford（Chinese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 at Stanford），在校园里推动创新思想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这一次再回硅谷，我笑说他，士别三年，血液里流淌的，依旧是创业的激情。

    F君摆摆手，创业者心怀梦想，白手起家，却随时都有可能输光家底儿露宿街头，所以要先做好吃苦的准备。他说到做到，于是抱了床被子，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打了一星期的地铺，这正所谓是“创业者的勇气和坚持”。而就在这打地铺的一星期里，他和投资人进行了好几轮的深谈，同时又滚雪球般地见了其他几家风投，收获颇为丰富。硅谷的一周，已经不知不觉中孕育出了又一段新的创业故事。

    我自然好奇，为什么硅谷会对F君们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又为什么偏偏是在这里，一个点子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酵成为一个可操作的项目，甚至一段传奇？

    19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AnnaLee Saxenian在其代表作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通过比较波士顿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公司与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来探究硅谷兴盛的内在动力。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依托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校资源以及靠近纽约这一金融中心的天然优势，波士顿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产业一直遥遥领先于硅谷，但是最后却在和硅谷的产业创新竞赛中不断落后。究其原因，128公路地区是一个自足、保守与单一的成熟社会，强调的是威权与阶级。东岸的高科技厂商，如当年的王安、DEC，采用的都是垂直整合的发展策略，具有严谨而完善的内控管理与组织制度，习惯在稳定的环境中发展；而硅谷则采用的是扁平化的组织管理制度，在一个开放和弹性的体系下更加强调人才的自由流动，创新知识的分享、产业间的密切合作与策略联盟，可谓是一个新兴与创新为导向的多元化社会。在硅谷，很少会出现完全静止或者是在一家公司终老的职业轨迹，所有人都在不断探索新机会，构建新网络。正如Saxenian所指出的，“硅谷地区丰富的社会、技术和生产性关系培育着创业精神、实验尝试和集体性学习。这使得地区的社会、技术和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当地企业和对它们自身活动同等关键。”

    经济学家钱颖一在一篇讲述硅谷的文章《硅谷的故事》中，曾将硅谷形容为创业者的“栖息地”，用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这里创业的土壤比较肥沃，有适合创业的生态圈。“栖息地”有七大要素：有利于技术快速革新的开放型的生产结构；有利于知识传播和人才流动的组织机制；当地政府为创业所提供的宽松的法律环境；鼓励尝试、不惩罚失败的文化氛围；对于成功的饥渴、将风险视为乐趣的价值观；吸引技术移民发挥聪明才智的行政规章；在各阶段（种子期、创建期、扩充期、成熟期）从孵化器、天使投资到风险投资所组成的一整套成体系的融资支持。正是这些要素共同支撑了硅谷的高科技产业的茁壮成长。

    “但是你知道吗？”在一次深夜长谈中，F君跟我说道，“硅谷的正能量并不仅仅只限于此”。风投业的资金运作固然必须，但却并不是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最重要条件。如果仅仅只是简单的依托一座大学城，进而再将资本与技术结合便认为可以创造奇迹般的增长，那硅谷就不会这么独特而唯一。

    最重要的，一是制度安排，二是自由之风。制度包括组织制度、法律规范和文化环境。只有制度规范，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保证初创公司的有效运作，保障科技专利和产权。只有在硅谷，Instagram才会被像Facebook这样的大公司以十亿美元价格收购，如果同样的企业在中国，好的创新产品不是被尊重，而是被迅速山寨复制和拷贝。另一方面，在制度的框架下，政府行为规范，提供宽松的市场环境，同时配套弹性的法规以鼓励人才的流动和创新知识的传播。法律上的繁文缛节、苛刻的市场准入门槛，以及各种肆意加绑的“规定”、“认证”、“许可证”，都会扼杀创业和创新。

    不受束缚，兼容并包，自由之风下，内心会永远充满热情，身体会永远充满精力。自由激发动力，动力产生机会，机会带来希望，希望导向成功。“这就是硅谷。无论身处何方，硅谷的自由之风一直劲吹，让我一路往前。”

    注：有趣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意思正是“让自由之风劲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