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研究院的21世纪模型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或研究院，但企业研发中心（或称“工业研究院”）的使命定位是否清晰是决定其生命力的根本问题。说起这个话题，我想与大家分享英特尔CTO贾斯汀对贝尔实验室的一番独到见解。

    在20世纪，贝尔实验室堪称一个为世界创造未来的伟大实验室。在那里，先后产生了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发明成果包括晶体管、激光、硅太阳能电池、电脑操作系统Unix等。在通讯方面的成就更是惊人。美国人曾有一比：好莱坞是人类的造梦者；贝尔实验室则是科技的造梦者。

    去年，专栏作家乔·格特尼写了一本书叫《创意工厂：贝尔实验室及美国技术革新的伟大时代》。美国总统的CTO邀请乔·格特尼参加了关于“怎么用高科技来带动美国经济”的战略研讨会，他在会上呼吁美国公司还要再造一个贝尔实验室。但英特尔CTO贾斯汀否定了乔·格特尼的看法，并认为贝尔实验室模式“更像国家科研实验室”，而不是适应21世纪的企业研究院的模型。贝尔实验室最提倡“不受拘束的研究”，不计所造科技之梦多昂贵，也不计愿意为此买单的人有多少。因为，当时的AT&T公司垄断了美国的电报电话而暴利惊人，足以支撑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自由翱翔。也正因此，贝尔实验室的伟大发明层出不穷，而科学家们一般并无兴趣将这些最新发明变为最新产品。但随着AT&T被拆分，这种“不受拘束的研究”模式没有在任何一家公司重演。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还要举例施乐公司的帕克研究中心（PARC）。施乐公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依靠一项技术达到年收入10亿美元的公司，因此重视研发成为施乐公司的传统。施乐公司创造了20世纪伟大发明之一的静电复印技术，成就了一个延续70年的复印机传奇。然而，作为施乐公司另一项伟大发明的个人电脑，却没有带给施乐除了骄傲之外的任何利益。

    慷慨的研发投入和宽松的研究环境，使帕克研究中心成为施乐公司研发人员的天堂。当年美国最优秀的100位电脑科学家中有7成在帕克中心，在这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奥托（Alto）。在乔布斯开发出革命性的苹果Ⅱ电脑之前，帕克中心从科学家到秘书使用的个人电脑的性能远在苹果机之上，但施乐公司并没有急于大规模推向市场普及应用。正是因为帕克中心的科学家们超前预见到“个人电脑将带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所以他们更热衷于研发用电脑处理信息所需的软件，而不主张将奥托电脑简单直接地快速批量推向市场。

    结果是，帕克中心发明世界上第一台PC，后来却被IBM、英特尔、微软联手首先大批量推向市场；它率先发明了图形用户界面，却被微软和苹果最终运用于各自的操作系统。

    除了贝尔实验室和帕克研究中心之外，企业研究院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从我的亲身经历中至少看到一种更可行的现实可能：以半导体技术革命为例，贝尔实验室最早提出了半导体理论，但是它们并没有从怎么实现它和应用它的角度考虑，只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半导体现象。然而，硅谷的年轻教授们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如何实现降低制造成本和市场化应用，成为人人可以享用并改变生活的高科技商品。由此，在硅谷催生了以英特尔为代表的一批半导体公司。

    正是基于成功路径的依赖，英特尔研究院模式更多的是扮演着现实和梦境之间的造桥者。

    英特尔研究院的使命就是把技术创新持续变成产品创新。即使有一些技术创新不是产品部门短期需要的，在英特尔内部不能很快商品化，英特尔研究院也将会同风险投资部门一起将新技术进行产品化：或初创新公司，或委托外包公司进行技术产品开发。终极目标就是把我们研发的技术商品化，而不是因技术无法转化而搁置。否则，如果研发团队散了，等生产部门有了需求，人却找不到了，则是一种巨大浪费。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有些研发成果被英特尔认为没有必要做成产品，我们就公开源代码、向社会开放，促进产业整体进步。

    综上所述，技术如何有效转化为商品，这是每家企业研究院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技术上的超前性并不代表市场上的超前性，科研上的成就不一定是市场上的成就。我认为，企业研究院的创新定位和准则应该是清晰的：发现他人未曾注意的需求，开发出相应需求的技术和产品，并推动这些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这样才能为企业赢得巨大的回报。

    伟大的想象酝酿着可能，伟大的发明孕育了可能，伟大的技术则创造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