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晚上，《国际金融法律评论》（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Review）在香港举行年度颁奖典礼，我很荣幸地被评选为“市场改革年度人物”。
我对《国际金融法律评论》说，对于该奖项，我愧不敢当。虽然本人一直倡导市场改革，但我列举不出任何一项由我推动实现的改革。不过，未来一年我会将注意力放在三大问题上。
亚洲透明度
首先，近期亚洲各国政府纷纷试图降低透明度，这令我感到担忧。在中国，外界一直以来都无法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SAIC）获得企业的基本信息。但如果无法核实有关市场参与者身份的基本信息，有效的尽职调查就无法落实。针对问题公司的卖空者需要这些信息，媒体也需要依靠这些信息披露腐败问题。政府放任强权利益践踏公众合法需求，这对于投资者而言永远不会是什么好事。
在香港，最近大卫•韦伯迫于当地监管机构的压力关闭了他个人网站上的香港企业董事身份证索引系统。香港监管机构试图保护个人数据隐私权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是，当有人想在公共领域担任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数据隐私法律不应该保护他们的身份信息。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如果想保持在公众视线之外，那就不要在公共领域内逗留。
跨国审计监管
我将关注的第二大问题是会计监管。所有发生在中国的会计欺诈案均彰显了会计监管不力的风险。虽然中国在监管本地上市公司的会计机构方面做得很好，但疏于监管海外上市公司的会计事务。如果外国监管机构能够接手倒也无大碍，问题是后者没法去监管。中国方面声称，涉及国家主权的担忧意味着外国监管机构无法监管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这个问题引发了美中两国之间围绕证券监管的一场大仗，尤其是在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方面。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追究中国会计机构审计美国上市公司的权利。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正与中方谈判，试图达成联合监管的安排。若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可能会导致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的大规模退市。香港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香港监管机构也一直未能让会计事务所上交中资公司的会计底稿。一切都将取决于中国的立场。如果希望本国公司进入外国资本市场，中国将不得不允许这些公司接受外国的监管。否则，中国需要让中资企业退出外国交易所。
人们越来越担心，一直困扰着赴美上市的中资公司的问题正蔓延到香港。在香港，我们还没有看到大量欺诈案的发生，但情况可能正在发生改变。我相信，香港的会计监管需要重大改革。美国安然公司（Enron）丑闻事件之前，会计领域通常是靠行业自律，但在这一轮企业危机之后，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都设立了独立审计监管机构。许多亚洲国家也纷纷效仿，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但香港仍坚持己见，继续维持由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实施行业自律的体系。意料之中的是，香港会计师公会在监督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方面的作为相当有限。虽然香港证监会对会计事务所有一定监管权，但香港需要一个强大的独立审计监管机构，致力于确保香港会计师执行高标准的审计。香港财务汇报局有监督的责任，但它是一个资金不足、软弱的监管部门。
可变权益实体
我关注的第三大问题与中国相关。中国在制定支持私营部门的制度方面较为迟缓。尽管民营企业在对外开放进程初期已经合法，但直到江泽民欢迎商界人士加入共产党之后才真正成为正当企业。中国企业家们被迫到海外寻求资金。为了绕过相关中国法律约束，它们设立了复杂的离岸工具。它们在中国的业务往往通过可变权益实体（VIE）持有，即业务是通过合同而非所有权来控制的。这些工具已经成为投资者的灾难，因为投资者发现被承诺的法律保护难以捉摸，而且这些工具无法操作。会计师和律师们共同创造了这些怪物，我们应该共同承担清理这个烂摊子的责任。我们需要帮助中国找到一个方法来规范这些工具，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保护，并为中国的监管机构确保更高的合规性。（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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