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伙计们，现在离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倒闭已经过了整整5年了。它的倒闭差一点就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崩溃。若不是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和美国政府干预，对着危机洒下了数万亿美元，保持金融市场的运行，我们现在就得面对第二次大萧条。

    但笔者不打算多讲与雷曼在2008年9月15日申请破产保护以来发生的那些事情有关的传统智慧，人们在哪里都可以读到那些智慧。我想根据我 40来年从事商业报道的经验，讲一些有点另类的智慧——我希望它能算是智慧。我的专长是报道失败和破产事件，因此在我办公室的屋顶上会挂着一只玩具秃鹰（象征厄运——译注），那是我的孩子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父亲节送给我的礼物。

    我从雷曼学到的真正教训是：一个受到当时的自由市场派赞扬的简单行动——让雷曼破产——引发了出乎意料的后果，在数日之内将金融业压垮。这是活生生的一堂课，告诉人们，表面上看来简单的事物如何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你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

    雷曼倒闭之前6个月，美联储和财政部救援了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rns）。实际上，他们挽救的是债权人和签约方。它的股东基本上被消灭了。当时有人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放倒贝尔斯登，让它的债权人承担痛苦，以此管束市场。

    但当雷曼破产之时，两个意想不到的可怕事情发生了。一是一只庞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储备基金（Reserve Fund）蒙受了损失，因为它持有雷曼的票据。储备基金跌破了面值，引发对所有货币基金的挤兑，迫使政府为了压住恐慌给所有账户提供担保。

    二是，一些以雷曼公司作为他们的“一级经纪人”的对冲基金发现，它们的资产因雷曼的破产而被冻结。于是，对冲基金纷纷退出它们在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账户，引起巨大混乱。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不完全具备进入商业银行所享有的美联储贷款计划的资格。要不是美联储将它们变成银行控股公司，同时给予它们获取无限资金的机会以应付客户的提款，两家银行都将破产，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破产大潮，给金融系统带来巨大的苦痛。

    很多人已经忘了雷曼带来的这两个副效应，它们是处理金融危机时的典型难题。你不知道问题从哪里来，所以你需要拥有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

    我们强迫大到不能倒的金融巨头改善资本充足率，这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严重削弱了美联储的能力，消除了它从前用来稳定局面的两个关键权力。这是坏事，绝对是坏事。这个问题，再加联邦政府其他机构运转不灵的可悲事实，将在下一次金融危机到来之时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下一次危机总会到来。

    我们本应该拆分、简化由联邦政府担保存款的大型金融机构，同时限制它们给自己（以及美国纳税人）制造麻烦的能力。可是相反，我们推出了极其复杂的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法案。这项法案已于3年过获得通过，它让规则的制定变得超级复杂。制定过程如此缓慢，就连奥马巴总统也宣称感到挫败和失望。这实在让人惊讶！

    可称为绝对经典的，是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这个法则规定，银行不得从事自营交易，却可以为想要交易的客户从事做市交易。看到没有？区别这两种行为极为复杂——我会说根本不可能——以至于拟议的沃尔克法则的细则足有几百页长。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它实际上根本就没用。

    我们应该采用我所说的霍伊尼格法则（Hoenig Rule），它是由堪萨斯城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现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副董事长汤姆•霍伊尼格提出的。这个法则完全禁止由联邦政府提供担保的金融机构从事任何交易。它会带来一些问题，但至少可行。但在华府，几乎没有人认识霍伊尼格。

    类似地，我们还拥有五六家金融巨头的“生前预嘱”（原指人在临终前意识清醒时签署放弃的某些医疗护理的文件，这里指银行在发生问题时，放弃政府对它们的某些救援——译注），这样的机构包括高盛、美国国际集团（AIG）、摩根大通等。它们被统称为“SIFIs”，即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能让人想起金融界发生传染病的情形。但是，它们的生前预嘱有数百页——有的甚至长达几千页。但愿监管机构在审阅这些生前预嘱时一切顺利。也但愿我们在它们同时遇到麻烦时能有好运气，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很可能整个金融体系都会有麻烦。它意味着收购方将难以、甚至是不可能募集到从患病的SIFIs那里收购资产所需的资金。

    对于在今日获取货币，有人提出一个妙招，即重新引入大萧条时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也就是说，把沉闷的、关乎生计的商业银行业与赌博性质更强的投资银行业分开。对此提议，我的支持超乎你的想象。事实上，在1995年3月，在我的上一份工作《新闻周刊》（Newsweek）的金融编辑任上，我就在第一篇专栏里反对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篇文章是我在拿《新闻周刊》的薪水之前利用业余时间写的。

    我从前反对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不是因为（现在也不是）它将违反了本应不容改动的将商业银行业与投资银行业分离的作法。这两者的界线在当时已经很模糊了。我只是认为，让已经很复杂的大型金融机构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且越来越难于管理是个糟糕的想法。

    事后证明确实如此。1998年的撤销让花旗集团（Citigroup）与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旅行者集团（Travelers）合并。这次合并十分糟糕，两家公司一直独立运营。因此，撤销也毫无意义。

    你看，机构可能变得过于庞大和过于复杂，即便是一流的经理人也无法有效地管理它们。这正是我们应该从摩根大通的伦敦鲸（London Whale，摩根大通在伦敦办公室的一位交易员的绰号，他从事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给摩根大通造成巨额亏损——译注）惨案吸取的教训。在这起惨案，一个本是用来保护银行免受各种风险的策略最后却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好消息是由于公司资本结构健康，股东承受了全部60亿美元左右的亏损。坏消息是，即便是像摩根大通的吉米•戴蒙这样优秀而又专注的首席执行官也是到了很晚才搞清楚状况。

    除了无助于帮助解决“大而不能倒”的终极问题，重新实施格拉斯-斯蒂格尔还将引起监管的责打。2008年，随着世界崩溃，管理机构乞求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逼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完成当时悬而未决的对美林（Merrill Lynch）的收购，乞求富国银行（Wells Fago）买下拥有大量经纪业务的美联银行（Wachovia）。所有这些在管理机构的请求下所做发生的交易现在都要推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你能想象下回还会有大型机构帮助政府收购即将破产的机构吗？

    与此同时，极深的党派偏见正在削弱美联储以及整个政府，降低了我们应对任何新危机的能力。我对奥马巴政府不马上宣布本•伯南克的继任者提名、由此伤害到美联储让我深感震恐；争议在多个层面上伤害了美联储。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我不相信共和党会把我们带向另一个债务上限的闹剧，可是眼下的情形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

    这些日子，大家会听到，大机构的资本水平得到改善。它们提出了生前预嘱，受到了手段更完备的监管机构更严密的审查，这一切意味着2008年的那种后雷曼时代的恐慌时期已经终结了。请不要相信这种说法。“时代不同”是金融业里最危险的四个字。我在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每次金融大乱过后都会听到这四个字，可数年之后，又会出现另一番乱象。这四个字还没有得到证实，它们在这一次也不会被证实。（财富中文网）

    译者：穆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