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学家回归普通人有助推动抗击气候变化

    我是Showtime频道全新系列节目《多灾凶年》(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的记者之一，与我共事的人们堪称星光熠熠。他们都是致力于气候变化事业的鼓吹者，其中包括哈里森•福特、杰西卡•奥尔芭、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唐•钱德尔。

    每次我辗转世界各地，宣传这档节目时，无论是在西南偏南音乐节(South by Southwest)，还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不断有观众问我一个问题：“制作这档节目期间，你了解到了哪些气候变化知识？”

    我的答案很简单：说起气候变化这类科学色彩浓厚的话题，信使跟讯息本身一样重要。

    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著名气候学家金•柯布博士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工作的缘故，她经常要离开居住在亚特兰大的丈夫和孩子，赶赴万里之外的目的地。这个星期日（4月27日），我负责的那期《多灾凶年》（这部系列节目的第三期）即将播出。届时，她将正式亮相，我相信观众们肯定会喜欢上她的。

    金博士非常聪明，足以胜任世界上的任何一份工作。但她却不辞劳苦，前往热带太平洋环礁，一待就是好几个星期。在这些遥远的珊瑚礁，她潜入水下，用一个大钻头提取芯样。她告诉我，她最初是学医的，但后来意识到死于气候变化的人很可能要远远多于任何一种疾病，于是转而开始研究气候学。

    像任何为人父母者一样，金博士竭力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在圣诞岛一个被她用作实验室的茅草小屋，我看到她在生日那天通过Skype与家中的孩子们交谈——此时此刻，陪伴在她身边的原本应该是她的家人，而不是我们。她告诉我，一想到她所处的这个美丽如斯的环礁即将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她就“痛心不已”，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还有缅因大学(University of Maine)著名的“冰实验室”负责人、资深气候研究员保罗•马耶夫斯基博士。

    为了收集气候数据，保罗冒着生命危险去探索地球上最令人生畏的角落。我对此深有体会，因为跟随他拍摄这档节目的最后一集时，我们同样冒着丧命的风险。当时，我们一起登上了一个海拔近2万英尺（约6,100米）、名字叫做蓬加托的安第斯火山的山顶，从冰川上收集冰芯。登山途中，犹如篮球般大小的巨石不断从山顶滚落下来。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濒死体验。于保罗而言，这只不过是一次轻快的上班之旅。

    我喜欢把保罗称作气候研究领域的印第安纳•琼斯，但他不仅仅是一位夺宝奇兵。他在缅因州沿岸拥有一个舒适的家。相对于他喧哗的实验室，这是一个易于打动人心的所在。他喜欢驾驶一艘小艇携太太航海。对于他指导的那帮研究生，保罗显然非常骄傲，而且深信这些年轻人有能力解决气候科学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某个周三下午你想找人一起在户外庭院喝杯啤酒，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你可以毫无顾忌地给他打个电话，催促他早点下班，他绝对随叫随到。

    如果在谷歌(Google)上搜一下金•柯布或者保罗•马耶夫斯基，大家会发现他们傲人的资历、他们的出版成果，以及表彰他们贡献的各种荣誉。但你恐怕不会了解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种情况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正常。我们往往躲在数据后面——这几乎是作为一位科学家的本质特征。我们头脑自小时候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认知。

    这是气候变化科学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没错，人们从来不相信高深莫测的数据，他们相信人。

    阿图•葛文德2013年曾经在《纽约客》杂志(New Yorker)发表过一篇精彩的文章，论述好想法如何深入人心。正如这篇文章所言，好想法从来不是因为数据扎实有力而获得认可的。接种疫苗、消毒，甚至最简单的产妇保健方案之所以能被大众接受，还要归功于同理心和人际互动，而不是因为相关数据有多强的说服力，也不是因为规则的要求。葛文德写道：“每一个变化都需要努力，而进行这番努力的决策是一个社会过程。”

    我们力求通过《多灾凶年》重塑气候科学家的形象——他们首先是活生生的人，然后才是可信赖的科学家。我们希望展示他们的田野探索，而不是实验室工作。我们严格杜绝他们身穿白大褂的镜头。

    曾几何时，科学家被自动地跟“值得信任”划上等号。但在某些群体看来，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文化更多地要求医生、护士、老师和科学家等专业人士展现有血有肉的形象。当我们展现科学家作为人的一面，坦露他们身上的种种弱点和观点的时候，他们也就变得更接近普通人，更加真实，更加可信。

    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坚实的数据当然无比重要，但仅仅拥有好数据是不够的。一旦科学家被看成普通人，他们就会更讨人喜欢，而当他们变得可爱的时候，普罗大众也就更容易接受他们的观点。（财富中文网）

    译者：叶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