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最近探讨了中国酒水消费增加的现象。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的酒税低于全球大多数国家，并认为提高税率能够显著抑制酒类消费。但事实真会如《经济学人》所说的那样吗？
在探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政府为什么要对酒水征税。原因有二：首先，和政府征收的其它任何税种一样，对酒类征税的根本原因也是要为政府的运行提供资金；其次是，通过抬高酒类的价格，达到减少该产品消费的目的。《经济学人》所考虑的正是第二个原因。大量饮酒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比如酒驾、家庭暴力、医疗问题以及生产率下降等等。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税收是否能实现某一个或两个目标呢？《经济学人》利用了一个简单的预测工具——弹性。顾名思义，弹性反映的是当你对某个事物施加压力时，它会产生多大的变化。在本案例中，就是说政府提高税率将会对酒类消费产生多大影响。提高酒税首先会提高酒的价格，而生产商则至少会将增加的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就是说，当酒价上涨时，酒类消费会下降多少。《经济学人》将本案例中的弹性计算为当酒价提高1%时，酒类消费变化的百分比。
我们都知道这个弹性值会是负数——酒价越贵，人们喝的酒就越少，问题的关键是酒类消费究竟会下降多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有用的，因为它会告诉我们，酒税到底增加多少才会起到抑制消费的作用。
假设该弹性是一个较大的负值。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将酒价提高1%，消类消费就会大幅下跌。比如说，如果弹性是-3，那就意味着增税如果导致酒价提高了1%，那么消费就会下跌3%。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就很好地解决了酒类导致的社会问题。其负作用是，这种增税不会让政府的国库充实多少，因为酒类销量的大幅下跌也会使得征税基数相应缩水。
如果弹性是一个较小的负值，那么假如酒价上涨1%，将不会导致消费下跌太多。比如弹性值如果是-0.1，那就意味着如果增税导致酒价上涨1%，酒类的消费仅会下跌0.1%。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对酒类的增税将无法有效解决饮酒导致的社会问题（或许通过教育或更严格的酒驾惩罚措施才更有必要）。不过这时，增税会为政府带来更多资金。而到时大多数人仍会继续喝酒、交税。
那么在中国，酒类消费的弹性到底有多大？弹性的估算是很复杂的，很遗憾我们手头上也没有很多数据。不过我发现了一项关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酒类消费弹性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在中国，白酒的弹性是-1.36，啤酒的弹性是-0.90。这两个数据的强度比较适中，在这种弹性下，提高酒税将有助于适度减少饮酒行为以及与酒有关的社会问题。
不过，以上估计值已经过时了。我还发现了另一份使用了较新数据的研究，这份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的酒类消费对提价已经不那么敏感了。这份研究发现，白酒的弹性为-0.12，啤酒的弹性近乎为0。如果该数据较好地反应了中国人当前的饮酒习惯，那么提高酒类收税只会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却无助于进一步限制饮酒行为。
所以政府是否应该提高酒税，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说，要想两全齐美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通过增税既获得大量税收收入，又扼制了饮酒行为。要么人们会少饮酒同时少交税，要么人们就会继续饮酒同时多交税。（财富中文网）
译者：朴成奎
审校：任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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