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忧参半的巧克力经济

    七年前，巧克力行业同意取消童工。但至今这方面的工作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作者：Christian Parenti

    时值正午。在科特迪瓦西南部Sinikosson村庄外一个泥泞的鱼塘边的小路上， Madi Ouedraogo坐在地上，一手挑拣可可豆荚，一手拿砍刀将这些果实砸开，把里面白色的豆子挖出来，放到塑料桶中。Madi看来大概十岁。这天本该是孩子们上学的日子，但Madi说他家里没有足够的钱送他去学校，而且离他家最近的学校也在五英里之外。他说：“我不喜欢干这个活儿。我宁愿做点别的事情。但是我没的选。”

    Sinikosson只有几条压满车辙的丛林小路与外界相连，离纽约、巴黎的精品巧克力店很遥远。但是就是这里和其它一些类似的西非小农场，出产了全球百分之七十的可可豆，其中百分之四十出自科特迪瓦。这里不仅自然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工作和生活条件也非常恶劣。大多数村庄都没有供电和自来水、也没有卫生所或者学校。为了糊口，像Madi和他身边两个伙伴这样的儿童都成为了巧克力行业的童工，每天挥舞着砍刀、喷洒农药和搬运重担。

    这种童工本不应该在科特迪瓦存在。法律明令禁止使用童工（在科特迪瓦，合法的最低工作年龄为18岁）。七年前，当这一问题首次在全球曝光时，巧克力行业、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发起了一个国际运动，来消除这种现象。但是直到今天，童工依旧到处都是，很多童工甚至不满十岁。有些孩子因为工作而遭受的创伤清晰可见。在Lilo村，一个扛着砍刀的小男孩在路上慢慢走着，小腿上绑着绷带。他说这是在可可园里工作时受的伤。

    大型可可出口商，如嘉吉（Cargill）、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rcher Daniels Midland）, 百乐嘉利宝（Barry Callebaut）和Saf-Cacao都不拥有任何种植园，也不直接雇佣童工。它们从被称作pisteurs和 treton的科特迪瓦中间商手中购买可可豆。这些中间商有很多仓库和大量的平板载货车。他们凭借这些车辆深入丛林，向独立的农场主收购可可。大部分的可可正是由这些小农场种植的。但是劳工和人权活动者控诉大型巧克力生产商，说他们有责任改善这些农场的工作条件。很多孩子就在这些农场上辛勤工作。他们还说出口商和制造商对于改善农场的条件负有最终责任，因为他们对世界可可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力，基本上控制了中间商向农场主的收购价格。

    命令与公约

    2001年，这一问题得到了高度重视。当时，美国众议员Eliot Engel (纽约州民主党党员) 和参议员 Tom Harkin (爱荷华州民主党党员)提出法案，要求对巧克力实行强制标识。巧克力行业也迅速回击，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即建立一个自愿公约。根据此公约，巧克力公司将停止使用童工，然后对此进行认证。认证的过程将不牵涉产品标识，但需要有非洲各国政府的公开报告、第三方核实以及贫困补助。这些工作应该在2005前完成。但到2005年，没有一项工作得到落实。于是，这一公约延期到2008年7月。为了给这些公司增加压力，美国劳工部委托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来监视公约的履行情况。

    杜兰大学最近公布了第一份报告。虽然语气很客气，但情况并不理想。研究者发现虽然西非的政府和可可行业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如建立消除童工的特别工作小组，但是农场上的条件仍然很恶劣：孩子们仍然在可可地里工作，经常旷课，从事危险的工作，受伤，患病。报告批评科特迪瓦和加纳政府缺乏透明度，并称巧克力行业的认证过程“缺乏标准”。

    自Harkin-Engel公约制定以来，某些方面的情况甚至变得更糟。从2002年到2004年，科特迪瓦内战不断。武装人员和叛军在内陆丛林中烧杀抢掠，而可可出口成为支撑战争的财源。可可像钻石和木材一样成为了所谓的冲突资源。“血腥巧克力”为武装部队提供了资金，也给普通百姓带来了苦难。自2004年起，科特迪瓦进入了武装对峙下的和平时期，法国和联合国部队将交战双方隔离开。但是巧克力出口商和制造商称战争及其影响妨碍了他们消除童工的努力。

    巧克力行业的两大主要贸易集团——巧克力制造商协会（Chocolat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和美国糖果协会（National Confectioners Association）说他们已经花了几千万美元，用于在西非建立一个对社会负责的可可行业。但是杜兰大学的报告批评该行业没有提供具体信息来证实以上说法。实际上，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关注此事。Saf-Cacao总经理Ali Lakiss就问过：“什么公约？”Saf-Cacao是科特迪瓦最大的可可出口商，占整个可可贸易的20%。“农场主没有卖出最好的价格。如果可可价格走强，那么小孩就可以去上学。没有钱，孩子就得在家干活。”

    同样，科特迪瓦政府官员声称他们制止童工的努力也是非常积极的，但是谈到具体细节就语焉不详。科特迪瓦设立了负责Harkin-Engel履约监管的总统专门行动小组，N'djore Youssouf是该小组技术顾问。他说：“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各级政府都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但是，Youssouf也承认整改措施“尚未落实”。

    贫苦滋生童工

    在Sinikosson村外，El Hadj Madi Sankara种植了27英亩可可。通常他一年能收获十吨可可豆，挣上大约9000美元。但是他仍负债累累。Sankara 和他十一岁的儿子Ibrahim正在收拾一大垛可可豆荚，准备加工。“我想帮爸爸干活儿。”Ibrahim说。他站在一堆可可豆荚上，手里玩着砍刀。“我需要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农民。”他的心态正好反映了童工问题的要害：导致儿童沦为童工的不是贪婪的工头，而是严重的贫困。

    不久，一群青少年加入了他们的工作。其中有八岁的双胞胎兄弟Hassan和Hussein。这些孩子都是Sankara的邻居，来帮他们及时收获可可。这些孩子劳动不收取现金。作为回报，Sankara一家也会帮他们的父亲收可可。这些孩子都没上学。Sankara说：“我们辛辛苦苦，却卖不出公平的价格。”

    因为腐败和缺乏良好规划的经济自由化进程，可可的价格近年来一直下滑——现在差不多为90美分/公斤。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科特迪瓦前总统Felix Houphou -Boigny一直执政。他以国家的资产为抵押向国外大量举债并把钱花在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上，如在科特迪瓦荒无人烟的内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堂。在他的统治时期，他还从邻国马里和布基纳法索邀请几十万穆斯林农民到科特迪瓦种植可可。这些移民生产了大量高利润的可可，科特迪瓦也成为这一地区最繁荣、最稳定的国家之一。但是，科特迪瓦却不授予这些移民公民身份、身份证明文件或合法权利。

    当Boigny政府的债务1999年到期时，政府实施财政紧缩，并放开经济。政府削弱了科特迪瓦市场营销管理委员会Caistab的权力，放宽了价格限制，创立了新的监管机构和发展基金来支持市场，并为那些受到农产品价格下跌影响的农民提供资助。欧盟和世界银行的审计结果表明，这些新政府机构现在从可可业征收的税费增长了两倍，主要税源是出口商。但是这些机构却很少花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是发放补贴。总而言之，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钱能通过腐败的官员传递到农民手中。

    接着，经济困难时期到来了。许多科特迪瓦本国人开始仇视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移民。有人煽动以科特迪瓦主义为名的仇外情绪。2002年，种族矛盾升级为内战。现在，科特迪瓦实现了武装对峙下的和平，参战各方按兵不动，许多来自外国的可可工人，包括Sinikosson村的居民，都被困在偏远的农村。连接这些乡村和主要市场的道路都由腐败警察和士兵所控制。这些人充满敌意，经常威胁要把外籍劳工驱逐出境，压榨他们的血汗钱。“我已经四年没进过城了。”Sinikosson村长Aladji Mohamed Sawadogo说，“上一次我想去，但是没有足够的钱去贿赂沿途各个哨卡的守卫。我现在动弹不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境地。”

    价格上扬会改善情况

    Sawadogo脸瘦瘦的，饱经风霜，下巴上有一小撮胡子，看起来比他所说的55岁还要老。他承认村里的小孩，包括他自己的孩子，都是童工。他甚至允许我们采访这些孩子。“我想当技工。”他的一个孩子说。这个孩子说自己已经11岁了，但看起来不过7岁。“但是我不得不种可可。”Sawadogo又说：“我们不愿意这样工作、生活。当然，我们更不希望孩子们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什么会使情况有所好转？“更高的价格。”

    Aboulaye Troor在当地收购可可，他的仓库位于Sinikosson村的路边。他的工人从卡车上卸下一袋袋150磅装的可可。“这些都要出口给嘉吉公司。”Troor说。

    Sinikosson村的农民不知道是嘉吉公司购买了他们的可可豆，但是当地的其他农民都与这家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公司关系密切，而且深受其害。在Thoui镇，当地农民合作社的成员说嘉吉公司提供的贷款使他们负债累累，迫使他们让孩子辍学，回家工作。曾任合作社主任的N'guessan Norbert Walle说：“如果不接受贷款，我们就没钱买化肥，也没钱养活家人。”

    如果农民还不起债，他们就有可能被逮捕。Walle说，当自己在任时，合作社的经理就被关进了监狱，是嘉吉公司下的命令。被逮捕的经理叫Lucien Adje，以前学过会计。Lucien Adje说，他被带到港口城市San Pedro，关在一间小牢房里。“全部事情都在牢房里解决——包括大小便。我吃不下东西。那儿太脏了。”

    清收债务的正确程序是向法庭提起诉讼，没收抵押品。所以逮捕Adje是不合法的。但是，一位农民说得好：“在科特迪瓦，非法的才是正常的。”一家科特迪瓦出口公司的管理人员确认曾有人因负债遭逮捕。“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我知道确实有些出口商逮捕了欠他们钱的人。”

    嘉吉公司矢口否认

    嘉吉公司否认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从未收买或要求当局拘留农民合作社的经理或成员。我们也不支持非法拘禁。”嘉吉公司发言人Steven Fairbairn如是说。谈到童工问题，Fairbairn说公司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西非所有的可可直供商签署一份声明，承认他们了解我们正致力于消除可可供应链中的童工现象。如果发现供应商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将终止与他们的合同。”

    但是嘉吉公司还没有因为雇佣童工的问题与任何一个供应商终止合同。嘉吉公司和其他的出口商说他们没有义务付更多的钱。Saf-Cacao的 Lakiss 说：“我们也只是农民和伦敦国际市场的中间人。”

    好时 (Hershey)也和其它大型巧克力公司一样签署了Harkin-Engel公约，并认为这一公约正在发挥效用。“实际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也体现了公约的价值。” 公司发言人Kirk Saville说。“这一公约使全社会更加关注儿童福祉，改善了家庭农场的收入，提高了入学率。”

    但是好时公司并未直接参与科特迪瓦的改革。公约要求巧克力行业创立一个基金会来监督认证工作。该基金会名为国际可可行动组织（International Cocoa Initiative，ICI），总部设在日内瓦。基金会由巧克力行业资助，每年的资助金额为二百万美元。该组织于2003年开始在科特迪瓦开展工作，并称已开展了六个试点项目。“我们的工作讲求质量，而且可以不断推广。”ICI执行董事 Peter McAllister说，“我们还没有取得重大成果。但这是必经之路。” 2008年7月这一最后期限正日益邻近，但他并不担心。“我们并不认为2008年是一个终结。我们的工作程序是有效的。我们致力于长期的工作。”

    可是，该基金会在科特迪瓦只有一名员工Robale Kagohi。他的工作看起来也很有限。Kagohi说：“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老百姓缺乏觉悟。”他的办公室位于阿比让（Abidjan）一座律师事务所大楼的地下室，非常狭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教育上花费如此多的时间。”他进一步解释说，反对童工的宣传活动到现在为止主要是集中于“思想教育”——召集地方官员、警察和农民参加讨论会，说明使用童工是不对的，并向他们解释，如果继续使用童工，科特迪瓦就会被逐出世界可可市场。在路边也设置了一些广告牌，敦促人们停止使用童工。

    教育还是恐吓？

    农民们将这种宣传工作视为一种恐吓，而不是教育。Thoui一个农民合作社的主任 Julien Kra Yau说：“人们担心美国人将来不再购买我们的可可。”合作社的出纳Raymond Kouasse Kouadio补充说：“如果那样的话，情况就会很糟糕。那将会是一场灾难。”

    ICI其他的工作包括协助一个称为教育、卫生和发展运动（Movement for Education, Health, and Development简称Mesad）的非政府组织，为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住宿和教育。但去年秋天，来自可可行业的童工在参观了住宿环境之后，没有一个留下来。该组织的主管Kouakou Kouadio Watson说ICI迄今只资助了八个在可可行业工作的童工。他们只住了一到四个月不等。住宿的地方十分混乱、肮脏，散发着尿的味道。几个脏兮兮的孩子躺在水泥地上睡觉。

    巧克力行业公然违反Harkin-Engel公约，这使每一个相关人士都处境尴尬。新法案要求巧克力使用“未使用童工”标识。但如果消费者抵制没有这类标识的巧克力，主要可可出口商和巧克力制造商会蒙受重大损失。但是，科特迪瓦赤贫的农民说，如果市场萎缩，他们及其子女也会受到负面影响。添加标识这一想法是在2001年第一次提出的。而巧克力行业就一直坚守自己的立场：添加标识将会“使那些本应得到帮助的人反受其害”。巧克力制造商协会和世界可可基金会（World Cocoa Foundation）的发言人Susan Smith如是说。

    市场上也有公平交易的巧克力，但是不到全球供应总量的百分之一——取消童工的运动对于科特迪瓦来说似乎没有任何作用。要制止使用童工，更有效的方法是科特迪瓦政府将可可出口商缴纳的税费更多地投入到教育和社会服务事业中，以帮助贫困农民。但是，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报告显示，科特迪瓦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透明国际是一个非政府的监管组织。科特迪瓦政府看起来更喜欢寻找借口，而不是做出改变。

    Angeline Kili是科特迪瓦政府可可行业融资和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她将非法童工归咎于来自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农民。“他们需要劳动力。于是他们就让孩子工作。有些时候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她说，“有些时候，他们还买卖儿童。以前，童工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最近却越闹越大。你要记住，所有种可可的农民都是从小就开始工作的。我们的总统过去就在他父母的农场上无偿干活。”

    美国众议员Engel对于这样的情况很不满意。他和参议员Harkin计划尽快前往科特迪瓦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已经给了可可行业足够的时间。”Engel说，“我不打算让他们再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