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期待AIG问题的答案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要求美联储说明哪些交易伙伴从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的大规模紧急援助中获得资金。

    作者：Colin Barr

    国会要求美联储（Fed）公布美国国际集团（AIG）的交易伙伴——立法者想知道是谁侵吞了纳税人用来资助AIG的钱。

    周三，纽约州民主党议员卡罗琳•马洛尼（Carolyn Maloney）要求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公布AIG去年秋季几近破产以来，所有在同其交易中获得过联邦资金的公司。

    就在这封信——试图找出从政府支出的数十亿美元中获益的AIG交易伙伴——发出的前一天，伯南克表达了对AIG的沮丧，该公司在过去半年里已获得超过1500亿美元的联邦援助。

    伯南克周二向参议院预算委员会（Senate Budget Committee）表示：“假如说在这整整一年半里有哪个插曲更令我生气，我想非AIG莫属。本质上，这是一个对冲基金，依附于一个大型而稳定的保险公司，它进行了大量不负责任的赌博而且损失惨重。这里不存在监管不力，因为在这个体系中存在漏洞。”

    美联储表示已收到此信件，并将对此做出回应，但未透露进一步的信息。关于AIG困境的疑问不太可能消除。参议院银行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于周四上午举行关于AIG的听证会，根据安排，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会出席。

    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马洛尼表示，她希望获得关于去年11月份所进行的交易的信息，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同意将525亿美元借给两家新成立的公司，旨在收购与AIG相关的不良债务。

    有一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同意向收购住宅按揭支持证券的公司发放225亿美元的贷款。这笔交易使AIG缓解了其美国证券借贷业务所处的困境，去年秋季，在这家保险公司的财务困境加剧时，它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现金外流。

    还有一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一家公司发放了300亿美元的贷款，该公司将购买债务抵押债券，基于此债券，AIG的金融产品部门发行了信用违约互换——承诺担保债务抵押债券的支付，债务抵押债券本身是经华尔街重新包装的大批债务。

    AIG发行了数千亿美元的信用违约互换，并且自己没有进行风险规避，或者说未针对自己将被迫全部付清这一前景采取保护措施，这是导致该公司在去年秋季几近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去年9月，AIG的信用等级被下调，这家保险公司的交易伙伴要求它增加担保——但AIG没有现金。而仅在一天前，证券经纪公司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这使决策者大受打击，为使AIG维持运营，他们掏出了8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用于满足要求该公司增加担保金的交易伙伴。

    伯南克周二表示：“我们别无选择，只得试图稳定此体系，因为假若AIG倒闭，将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影响。我们清楚，在金融危机中，大型金融公司的倒闭可能给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不过马洛尼质疑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为支持自己的要求，她附上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一封信，后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担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首席经济顾问。

    斯蒂格利茨目前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经济学院，他表示向纳税人告知资金去向至关重要，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能估计救助AIG失败是否真的将危及金融体系以及整个经济的健康。

    斯蒂格利茨写道：“举例来说，假如这笔钱流到了境外，那AIG的倒闭不大可能给美国带来系统性风险。假如资金流入了某大型投资银行，那么我们可以评估对该银行的影响。”

    去年12月，《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称，在9月份首轮政府援助与10月中旬第二轮政府援助之间，AIG向交易伙伴支付了190亿美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国的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和德国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获得了其中一部分资金，此外还有高盛（Goldman Sachs）和美林（Merrill Lynch），美林现在是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一部分。

    政府未能披露AIG交易的细节，这使得批评家声称，这次以及其他紧急援助只是支持了一个已经功能障碍的金融部门。

    缺乏透明度还使得愤世嫉俗者质疑紧急援助主要不过是为了AIG一些与监管机构关系密切的大型交易伙伴——例如高盛——的利益，他们提出此质疑也算合乎情理。

    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曾任布什政府财政部长，负责监督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的前半部分。

    有些人认为，除非政府坦白交待，不然这种怀疑态度可能将持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金融学教授约瑟夫•梅森（Joseph Mason）在近来一篇评论中写道：“摆脱这种情况的方法……不是进一步支持这种不稳定、不透明的伙伴关系——正是它们导致了‘系统重要’（'systemic importance'）——而是揭露这些关系并缩小风险敞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