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为何渴望碳减排法案

斯蒂芬·米兰的经济愿景：一场“国防驱动”的再工业化实验

美国经济政策的风向标正再次指向熟悉的坐标——高关税、低监管和大规模国防支出。这一次的操盘者，是特朗普提名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这位哈佛经济学博士、前财政部高级顾问，以“国防驱动型再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蓝图，不仅是对拜登政府产业政策的全面否定，更是一场试图重塑全球供应链和美国经济结构的激进实验。

一、政策内核：从“补贴依赖”到“国防驱动”的逻辑颠覆

米兰的经济愿景以对“拜登经济学”的批判为起点。他认为，拜登政府通过《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补贴特定产业的模式，本质上是“脆弱的再工业化”——依赖政府补贴的行业一旦失去资金支持，将面临产能过剩和去工业化风险。例如，电动汽车补贴虽短期内刺激需求，但2023年二手电动车价格暴跌32%，暴露了市场真实需求的疲软。

与此相反，米兰提出“国防驱动型产业政策”，主张通过国防采购需求拉动工业复苏。其核心逻辑在于：国家安全需求是“永不消失的市场”，军方对武器、基础设施和技术的确定性需求，能够为供应链本土化提供稳定支撑。这种模式借鉴了冷战时期军工复合体的经验，强调国防支出对技术研发的溢出效应，例如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的军民两用属性。

为实现这一目标，米兰的政策工具箱包含三大支柱：

1. 供给侧松绑：简化环境、劳动和产品法规，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例如，主张取消《基础设施法案》中强制汽车加装自动熄火装置的规定，以减少制造商负担。
2. 关税壁垒重构：对战略竞争对手加征关税，收紧“购买美国货”条款，迫使供应链回流。这与特朗普此前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逻辑一脉相承。
3. 国防需求牵引：将国防采购预算与本土化生产绑定，例如要求武器制造商80%的零部件必须来自美国供应商，以此倒逼工业基础重建。

二、历史镜鉴：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与风险

米兰的政策框架带有鲜明的19世纪“美国体系”色彩——即通过高关税保护幼稚产业、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如铁路和运河）实现工业化。这种模式曾在19世纪末助力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制造业霸主，但其现代适用性面临三重挑战：

首先，全球化供应链的不可逆性。当前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程度远超历史任何时期：半导体产能仅占全球12%，锂电池产能不足5%。即使通过关税迫使苹果等企业将组装环节迁回美国，也难以重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三星推迟在美建厂计划，正是由于本土化生产导致成本激增29%。

其次，国防驱动的经济扭曲风险。冷战时期，美国国防支出占GDP比例曾高达14%，催生了硅谷的半导体产业和互联网技术。但如今，美国国防开支已占全球39%，过度依赖军事需求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例如，F-35战机的研发耗资1.7万亿美元，相当于特斯拉市值的3倍，但其技术外溢效应远不及民用科技革命。

最后，监管松绑的隐性成本。米兰主张的放松环境法规可能重演1980年代“去工业化”悲剧：当时美国钢铁业在环保标准降低后短暂复苏，但十年内仍因技术落后被日本超越。更严峻的是，若削减劳动保护法规，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当前美国最富1%人群已掌握38%的财富，这一比例在监管更宽松的19世纪末“镀金时代”也曾出现。

三、现实悖论：经济愿景与结构性矛盾的冲突

米兰的蓝图面临美国经济深层结构的掣肘：

1. 债务悬崖下的财政不可持续性

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27万亿美元，2023年净融资缺口达2.4万亿美元。大规模国防支出（2024年达8860亿美元）与减税政策并行，可能使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前财长顾问米兰本人曾警告：和平时期维持近2万亿美元赤字将冲击债券市场，但其当前政策反而加剧了这一趋势。

2.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

美国制造业岗位空缺率高达5%，但米兰推崇的放松移民政策（吸引高技术人才）与工会力量的削弱（降低劳动力成本）存在矛盾。硅谷银行破产后，货币基金收益率攀升导致银行存款流失，已迫使银行缩减工商业贷款——这正是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血液。

3. 全球化退潮的反噬效应

高关税政策看似保护本土产业，实则可能引发连锁反应。2018年中美贸易战导致美国农业出口下降32%，农民破产潮加剧。若米兰延续对华强硬路线，中国在稀土、光伏等关键领域的反制将使美国绿色转型受挫。

四、未来图景：经济重构还是危机序章？

米兰的经济实验可能导向两种结局：

乐观情景：国防需求成功激活产业链。通过《国防生产法》强制技术转移，五角大楼成为“超级创新孵化器”，例如SpaceX的星链技术军民融合，带动低轨卫星产业链崛起。同时，关税壁垒迫使跨国企业本土化，如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带动半导体集群复苏。若年均GDP增速维持3%，到2030年可新增500万个制造业岗位。

悲观情景：政策失衡引发系统性危机。放松金融监管重蹈2008年覆辙，国防支出挤占社会投资，各州医疗教育预算削减触发社会动荡。更危险的是，供应链本土化推高通胀，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最终导致企业债违约潮——当前美国企业债规模已超10万亿美元，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年偿债成本增加1000亿美元。

结语：在效率与安全的钢丝上行走

斯蒂芬·米兰的经济愿景，本质是在全球化退潮与大国竞争背景下，试图以“安全优先”重构经济逻辑。这种转向反映了美国精英层对自由市场主义的深刻反思，但其激进政策犹如一场高风险手术：成功则重振工业霸权，失败则加速帝国衰落。

历史经验表明，单一驱动模式难以持久。19世纪的关税保护催生了垄断巨头，20世纪的军工复合体埋下财政赤字隐患。米兰若想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在国家安全与经济效率、企业利益与社会公平之间找到更精细的平衡点。否则，这场再工业化实验，或将成为美国经济霸权的最后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