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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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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Gunther 2008年04月21日
可口可乐CEO艾斯戴尔本人热心环保,但要让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比想象的难。

    可口可乐CEO内维尔•艾斯戴尔本人热心环保,但要让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比想象的难。

    作者: Marc Gunther

    一直以来大家觉得要拯救地球,就要不烧煤,不开油耗高的汽车,将灯泡换成节能的紧凑型荧光灯(CFL)。其实也还可以从其它方面着手,比如大厅里的自动贩卖机。

    没错,自动贩卖机也得管。保存冷饮的自动贩卖机和商用冷柜全天候运转,它们的压缩机效率低,还使用氢氟烃(HFC)这种破性很强的温室气体。因此,当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要求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 Co)淘汰传统型自动贩卖机和冷柜时,这家全球最大的饮料公司承诺会开发无氟的替代机型,将能效提高40-50%。

    此后,可口可乐已投资4,000万美元用于研究和测试,发布了一份900页的技术报告,还召集了一些销售冷饮和冰淇淋的公司来研究这个问题,其中包括联合利华(Unilever)、麦当劳(McDonald's),甚至还有百事公司(PepsiCo.)。在去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可口可乐宣布已取得成功:董事长兼CEO内维尔•艾斯戴尔(E. Neville Isdell)与绿色和平组织总干事葛德•莱堡(Gerd Leipold)展示了一款无氟高能效的新型自动贩卖机。这种自动贩卖机目前已投放了约8000台,大多安装在一些高端场所,如达沃斯论坛会场和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场馆。

    这样有利于可口可乐,因为声誉对该公司特别重要。艾斯戴尔说:“公司的名声就是产品的名声。”但至少到现在,公司卖力的环保行动还没能极大改善全球环境。因为销售可口可乐的210个国家中,该公司及其灌装厂目前还装有约1000万台老式冷柜和自动贩卖机。这些灌装厂产权独立,因此不愿多花钱买无氟的新设备。新设备的生产商已经投入巨资建立生产线,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艾斯戴尔说:“技术已经有了,我们也知道它可行。问题是存在不同的经济考虑。”

    面临这种问题的不只是可口可乐,许多大公司,如通用电气(GE)、沃尔玛(Wal-Mart)、通用汽车(GM)、IBM、花旗(Citi)、宝洁(Procter & Gamble)都表示想要拯救地球,而且也付诸行动。但这并不像换个节能灯那么简单,要么顾客不配合,要么经销商有意见,要么就是想应用的清洁技术还不成熟。好想法和好效果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通用电气在推广可以消减二氧化碳的火力发电厂,但是现在一座都没卖出去。宝洁称因为质量有问题,顾客不愿购买用再循环物料生产的Bounty牌纸巾和Charmin牌卫生纸。沃尔玛尽管费了不少劲来节能,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是在上升。

    那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可口可乐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公司的环保决心源自最高层。现年64岁的艾斯戴尔在非洲度过了童年,非常热爱自然。在一次接受《财富》有关环保的采访时,艾斯戴尔说:“我很早就投身于环保运动。”在开普敦上学时,他就参加过反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并一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正义感。这位语气温和的首席执行官最近迷上了野生动物摄影,戒掉了肉食。

    在可口可乐公司,以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职的杰夫•希伯莱特(Jeff Seabright)为首的六七名环保积极分子组成一个小团队,差不多成了公司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同该公司合作的外界人士对他们评价很高,美国绿色和平组织研究总监柯特•戴维斯(Kert Davies)说:“ 他们真的是才华横溢,而且工作努力。”

    可口可乐认真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有很多商业考虑。“可口可乐”这个品牌至关重要。要维护这个牌子就需要保证清洁的水源,这可是稀缺资源。而且有人指控可口可乐行为不检点,也给公司带来冲击。比如,虽然没人能证明该公司在印度喀拉拉邦的一家灌装厂同附近的水井干涸有关,但工厂还是被迫关闭。该事件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抵制可口可乐运动,导致包括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纽约大学(NYU)在内的约20所大学暂停销售可口可乐产品。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艾斯戴尔将环保定为自己在可口可乐的四年CEO任期中的业绩指标。他退休后又复出接管可口可乐,此后公司的销售、利润和股价都一路上扬。他将于今年7月份卸去CEO一职并留任董事长一年,穆赫塔尔•肯特(Muhtar Kent)将接任公司CEO。在艾斯戴尔的领导下,可口可乐制定了宏伟的环保目标,比如要实现“水中性”、为饮料业务制定一系列可持续的发展规划、为遏制气候变化做贡献等。来看看艾斯戴尔的这些目标完成的如何。

    涓滴经济学

    为了将可口可乐发展成环保型企业,去年冬天艾斯戴尔首次拜访了西非国家马里。他说:“马里在全球经济中排第134位,是发展相当迅速的非洲国家之一,GDP增势喜人,政府治理也不错。

    马里的首都巴马科(Bamako)是非洲发展最快的城市,有当地人指责可口可乐污染了流经其灌装厂的一条河流。可口可乐集团内部的900家工厂大多都是产权独立的,巴马科的这家灌装厂也不例外。该厂的排放符合政府标准,但河流还是受了污染,而厂主表示不愿意投资买一套新的水处理设备。

    艾斯戴尔指出:“因此,就企业而言,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接着为自己辩白,要么就走一条全新的路子。”

    可口可乐为该灌装厂提供了购买新设备的资金(但拒绝透露具体金额)。如今该厂排出的废水可用于灌溉。此外,可口可乐还捐赠了28万美元用于改善巴马科的市政水务系统,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ID)也提供了相同金额的配套资金。艾斯戴尔指出:“现在我们能保证至少2.2万名巴马科城居民的用水安全和清洁。”

    可口可乐对“水中性”的定义包括好几方面。首先,公司将提高用水效率;其次,可口可乐承诺:到2010年,公司灌装厂排出的所有污水要达到农业生产和水生生物生存的标准(目前达标率约为85%)。最后,公司将为全球环境补充等同于可口可乐所有饮料数量的淡水资源。为此,公司将保护环境状况良好的流域(即能够为径流及河流的水源),并在全世界资助清洁水项目。

    在为世界各地的贫困人口(以及经济状况稍好的人口)提供清洁用水方面,无人能出可口可乐之右。该公司正携手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和国际非盈利机构CARE,向肯尼亚的几十所学校发放了净水系统。在印度,可口可乐正与地方合作建设300多个雨水收集系统,在雨季收集雨水,避免白白流失。去年,公司承诺拿出2,000万美元同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合作来改善七条河流流域的环境状况,其中包括长江、湄公河、多瑙河以及美国东南部一些径流、湖泊和河流形成的水网。美国东南部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后院。(去年秋天,该地区佐治亚州的旱情十分严重,州长甚至在州议会大厦的台阶上祈雨。)

    可口可乐还领导了帮助危地马拉高地贫困村民节约用水的工作。在那里,公司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当地企业和非赢利机构合作,为愿意在农业生产中采用节水措施的村民提供补贴。受益者还包括愿意使用新柴灶的居民,这种灶体积小、效率高,有助于减少林木砍伐。可是这些活动与可口可乐到底有什么关系?这就名副其实地体现了涓滴经济学的原则,为河流下游的灌装厂开源扩流。无独有偶的是,淡水流量增大还有助于保护中美洲的珊瑚礁。这些脆弱的珊瑚礁广泛分布在沿海地区,是众多水生生物的栖息之地。

    为说服300家灌装厂加入这一项目,可口可乐分析了与水有关的业务在23个地区面临的风险。公司可不愿意重蹈在印度的覆辙。可口可乐还帮助这些灌装厂降低水耗:2006年,公司每生产1升产品需耗水2.5升,而4年前还需要3.1升。(除调配饮料外,清洗、保洁、加热和制冷也要用水。)自2002年以来,可口可乐的销量增长了14.6%,但用水总量反而下降了5.6%。

    变废为宝

    艾斯戴尔对公司的进步表示满意。他说:“我想,我们的工作尚未到达影响深远的高度。但我们已有成效。”

    问题在于,多数人还是喜欢购买旋盖透明塑料瓶的包装,但这种包装目前不具有可持续性。在可口可乐的全球销量中,PET塑料瓶装饮料占到了50%,是易拉罐的3倍。PET塑料用储量有限的石油制成。现在,可口可乐塑料瓶的回收利用率只有10%左右。很多国家都不允许将再生PET塑料用于食品包装。

    如果塑料瓶被送到垃圾填埋场,甚至被随意丢弃在路边,就有人指责可口可乐制造废品和污染。环保运动尤其关注瓶装水。可口可乐的Dasani瓶装水品牌在美国排名第二,仅次于百事的Aquafina。但有些办公室和餐馆禁止携带这两种产品入内。

    在这方面,艾斯戴尔同样雄心勃勃,计划完全回收利用PET塑料瓶。但做起来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PET塑料不同于铝,不能无限循环再生,因为会褪色。目前,据艾斯戴尔说,公司已经有能力在制造新瓶时掺入50%的再生PET塑料,这比几年前前进了一大步,不过技术尚待完善。他说:“我确信有办法把再生塑料的比例提高到60%、70%,甚至80%。不过要达到100%可能就希望渺茫了。”

    同时,公司也在研究再生PET塑料的其它用途。比如位于比佛利山的Fred Siegel等高端时装专卖店就与可口可乐签订了特许协议,销售用再生塑料制作的T恤。这种材料还可以制作棒球帽和大手提袋。最近,沃尔玛就提出“再生最时髦”和“变塑料为时尚”的口号,推销可口可乐公司用再生塑料制作的T恤。

    T恤确实不错,不过可口可乐还面临更艰巨的任务,即建立塑料再生的基础设施。公司正在南卡罗莱纳州斯巴达堡建设全球最大的塑料瓶再生制瓶厂,并在瑞士、墨西哥、奥地利和菲律宾部署PET塑料瓶回收设施,总投资约4,400万美元。可口可乐希望通过这些设施刺激对再生塑料瓶的需求。

    为保证供应,可口可乐向一个名为“再生银行”(Recycle Bank)的初创企业投入了约200万美元。这个公司规模小,但成长性高,为顾客提供天木蓝(Timberland)和绿山咖啡(Green Mountain Coffee)等零售商的代金券,鼓励他们减少垃圾排放,增加回收利用。该公司创始人容恩•戈能(Ron Gonen)说:“我还在通过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规划公司概念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与我合作了。”

    与此同时,可口可乐的科学家也在寻找可以替代PET塑料的包装材料。负责可持续包装业务的总监斯科特•维特斯(Scott Vitters)表示:“塑料实现可再生令我们非常兴奋。”他指出,理论上来讲,玉米杆、甘蔗甚至美汁源(Minute Maid,可口可乐旗下的橙汁品牌)工厂抛弃的橙皮都可以制作可口可乐饮料瓶。不过要付诸实践还要等很长时间。

    饮料凉爽,全球变暖

    想喝杯冰凉清爽的可口可乐,就一定要加剧全球变暖吗?

    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是可口可乐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有关冷柜和自动贩卖机的讨论反映了新的趋势,艾斯戴尔也从中看到了希望。他说,以前总是纠缠于“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关注的是我们如何解决问题。态度已经完全转变了。”

    但可口可乐面临的问题极其复杂,不容低估。公司购买的压缩机仅占全球总量的1%,因此还需要将麦当劳和联合利华等买家拉入自己的阵营。制冷行业的供应链包括丹佛斯(Danfoss)和三洋(Sanyo)等压缩机生产商,海德鲁(Norsk Hydro)和摩丁(Modine)等零部件制造商以及飞格乐斯(Frigoglass)和富士(Fuji)等系统集成商。这些企业对现有的氢氟烃制冷技术都有巨额投入。商用冷柜比家用型号容积大,开关门更频繁,所以需要强效制冷剂。氢氟烃可以有效吸热,但也正因为如此,一旦释放到大气中,会严重加剧温室效应。

    在提高能效方面可口可乐成绩显著。目前,该公司很多双门,甚至更大容积的冷柜都安装了自主研发的能耗管理系统,导致单机成本上涨了25至30美元。尽管省下来的电费归零售商所有,但可口可乐灌装厂很乐意支付这部分新增成本。艾斯戴尔表示:“经济效益非常好。”这些“智能”贩卖机能在需求很少的时段自动关机。例如写字楼里的贩卖机可以在夜间或周末无人办公时停机。

    而且这些新冷柜几乎都使用了不含氢氟烃的泡沫隔热材料。这是朝着正确方向取得的又一个进展。此举可以降低对氢氟烃的需求。生产得越少,在生产和处理过程中的泄漏也越少。

    但氢氟烃仍然是几乎全部冷柜和贩卖机的制冷剂,因为可口可乐和其它公司合作开发的替代方案以二氧化碳为制冷剂,成本过高。使用这种新制冷剂需要调整整个产业,而且不会带来直接回报。曾参加奥运会举重比赛的布莱恩•雅可布(Bryan Yacob)现在负责可口可乐公司名为“eKOfreshment”的减排项目。他表示:“我们已经证明了新技术的效率、可靠性和优点。关键问题是成本。”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都不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买单。

    这至少说明单凭企业本身无法解决气候问题。绿色和平组织的柯特•戴维斯已经与可口可乐公司合作多年,他认为也许政府必需出面干预,例如给可口可乐等公司提供经济奖励,以停用强效的温室气体。目前尚待国会批准的气候立法将逐步减少使用氢氟烃,直至完全禁止。

    艾斯戴尔并不气馁。他说:“新技术推出后,市场反应总会有一些滞后。”他认为,气候变化是可口可乐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与业务的相关性没有水资源或包装问题那么明显。他指出:“我们迟早会实现目标。现在才刚刚起步。”

柏文喜

柏文喜

中企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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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革命与劳动价值重构:比尔·盖茨的"两天工作制"预言与柏文喜的制度协同论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今夜秀》节目中抛出的"十年内实现每周两天工作制"预言,犹如投入现代文明深潭的巨石,激起了关于劳动本质、技术伦理与社会形态的激烈讨论。这位科技先知的话语体系中,"人工智能将替代大多数工作"的论断并非孤立的技术乐观主义,其背后暗含着对人类文明发展范式的深刻叩问。当我们将其与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关于"技术革命与社会制度协同进化"的理论框架结合审视时,这场关于未来工作形态的讨论便超越了简单的工时缩减,指向更本质的社会价值体系重构。

一、技术奇点与社会制度的时空错位

盖茨预言的技术基础建立在对当前AI发展速度的线性外推上:GPT-4的推理能力每18个月提升百倍,波士顿动力机器人已实现复杂环境自主决策,生成式AI在医疗诊断领域的准确率超越人类专家。这种指数级进步使得"机器替代人力"的边界正从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工作蔓延。但柏文喜在《技术革命与制度时滞》中指出,任何颠覆性技术的应用都会遭遇"制度消化期",当前全球劳动保障体系、企业组织架构仍停留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这种时空错位构成了技术红利释放的最大障碍。

日本政府推行的四天工作制实验印证了这种矛盾:三菱重工试点部门的生产效率提升22%,但薪酬体系仍按五天标准设计,导致单位时间劳动强度激增。摩根大通一面讨论AI带来的三天半工作制,一面强化返岗考勤的反差,暴露出资本增值逻辑与技术普惠性的根本冲突。柏文喜强调,只有当社会分配机制突破"劳动时间=价值创造"的工业思维,建立基于技术贡献率的新型计量体系,盖茨预言的工时革命才可能真正落地。

二、劳动价值解构与人文主义回归

在AI替代医生问诊、教师授课的图景下,传统职业价值体系面临瓦解危机。盖茨认为这将释放人类转向"更有意义的工作",但未指明意义重构的具体路径。柏文喜在《后工业时代的劳动伦理》中提出"三维价值评估模型":当机器接管物质生产的基础维度,人类劳动价值将向情感连接(医疗护理、心理疏导)、创意迸发(艺术创作、战略设计)、意义生产(哲学思辨、伦理构建)等高阶维度迁移。冰岛四天工作制试点中,社工职业满意度提升47%,证实了人际互动类工作的不可替代性。

这种转型要求教育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当前领英平台AI技能需求年增240%的背后,是职业教育与前沿技术的严重脱节。柏文喜倡导的"元能力培养"理念——即超越具体技能的逻辑思维、跨学科整合、价值判断能力——正在成为应对技术迭代的核心竞争力。韩国KAIST大学开设的"人机协作专业",通过哲学、伦理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培养,正是这种教育转型的前沿探索。

三、财富分配机制与文明形态进化

四天工作制实验暴露的深层矛盾,在于现行GDP核算体系无法有效计量技术红利。当AI将社会总财富提升300%时,若仍沿袭按工时分配的旧机制,必然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柏文喜提出的"技术股息"概念颇具启发性:建议将企业AI应用节省的人力成本按比例提取,形成全民基本收入(UBI)资金池。葡萄牙正在试点的"机器人税"政策,要求每台工业机器人缴纳相当于员工年薪20%的特别税,正是这种思路的初步实践。

这种分配革命需要配套的文明形态进化。冰岛缩短工时后,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时间增加53%,公共事务决策效率提升34%,印证了柏文喜关于"技术解放人类参与文明共建"的论断。当马斯克 Neuralink 脑机接口实现意念操控,人类认知边界被重新定义时,劳动的概念或将升华为更本质的价值创造——如虚拟世界架构师、数字伦理审计师等新兴职业的出现,正在重塑文明演进的方向。

四、协同进化中的制度创新挑战

实现盖茨预言的最大障碍,在于打破技术单边主义的迷思。OpenAI暂停GPT-5研发的伦理争议,暴露出技术失控的潜在风险。柏文喜的"三元协同理论"强调,只有在技术进步(企业)、制度创新(政府)、价值共识(社会)间建立动态平衡,才能避免文明断代风险。欧盟正在推进的《人工智能法案》,要求高风险AI系统实施全生命周期监控,正是制度追赶技术的典型例证。

企业组织形态的适应性变革同样关键。柏文喜研究的"液态组织"模式,在荷兰ING银行得到成功验证:取消固定工时后,员工根据项目需求自主组建临时团队,配合AI辅助决策系统,使产品研发周期缩短60%。这种去中心化、任务导向的新型生产关系,或将成为破解工时困局的关键密钥。

站在人类文明史的转折点上,比尔·盖茨的预言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工作时间的物理性压缩,而应视作技术革命倒逼文明进化的历史契机。当柏文喜警示"任何忽视制度协同的技术跃进都将引发系统性风险"时,我们更需清醒认识到:两天工作制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算法模型的突破,更在于人类能否构建与之匹配的价值伦理、分配机制和治理体系。或许正如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在人工智能时代获得了新的诠释维度:唯有重新定义劳动的价值内涵,人类才能在技术洪流中守护文明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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