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节，美国股市中国概念股集体暴跌的时候，人们开始谈论下一次网络泡沫的破灭将在何时发生。具体的的情况是，新浪跌9%，网易、搜狐跌8%，盛大、奇虎360跌6%，百度跌5%，等等。表面上是炒家所为，内在的原因还是围绕估值的高低。

    其实这事儿和拉登有关系。拉登一死——或者说媒体中的拉登一死，有人说拉登其人根本不存在——黄金跌价，石油跌价，美元升值；中国概念股不招待见，也在全局之中。拉登什么的，自然是政治因素。

    还有别的。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政策风险，人们常常讳莫如深。政治风险、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的内容和程度都有差别，它们形成一簇风险。暂且只说政策风险，或者用政策风险来指代整簇风险。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政策风险为什么不容小视呢？一是兹事体大，一是关涉者多。

    先说后一个。让我们来“数数杏仁，数数那些苦的”，数数有多少政府机构管理着互联网。不用事先通知，更不用磋商，可以直接发出指令关闭单个网站的机构有十几个，它们分布在公安部、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及其他部门。关停，对互联网公司而言是杀伐的大权。热衷于抓这个权，分这个权，有私心作祟。中南海从治国意愿出发的政策，到了部门、地方的条条块块，到了衙门诸公手里，魔术般地变成好用的牟利工具，这个过程人们已经很熟悉了。

    他们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发许可证，在许可证上可以挣钱；帮助容易“合作”的企业实现政策红利，之后分一杯羹——公权力就和资本联合起来，实现了游戏参与者的利益共享。至于谁能参与这个游戏，情形之复杂，可以写一本书。两种方法实现的前提，都是先当上立法者或执法者，最好兼而有之。这里的“法”是广义的，因为法律法规政策意见等等之间的效力差别和界限，谁也搞不清楚，我们只能混在一起来讨论。利用大政策，制定方便牟利的规则，然后进入游戏，拿走利益，逻辑十分清晰。既然管理能出“效益”，想插手的人多，也不是什么怪事吧。

    再说前一个。今年元月，印度反对党借助于洋葱价格暴涨，号召进行“洋葱革命”，以推翻国大党的辛格政府。所以中国的“豆你玩”、“蒜你狠”、抢盐之类，都不是小事。因为和信息传播高度相关，三月的抢盐风波尤其值得研究。我看这次谣言传播的主管道是眼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超市看见誓要用盐装满推车、甚至装一车都不够的人，看见限购和排队，看见空空的货架，人群的恐慌像火苗一样蹿出来。之后口耳相传，电话连线，迅速蔓延。互联网上的信息大部分是辟谣的，但抢盐主力军和互联网的交集很小，风波遂成席卷之势。当然政府也一直利用自己的喉舌媒体辟谣，但很多人不信。政府和官办媒体应该如何反思自己公信力的丧失，是另一个话题。

    抢盐和互联网公司的政策风险有啥关联呢？这个风波又一次证明人群是容易被煽动的，而且想把群体情绪限制在局部是极不现实的。现实就是如此，民间看见了，执政者也看见了。如果发挥一点的想象力，甚至可以猜测抢盐风波里有操纵者，行动的目标是测试点燃恐慌的过程和效果。

    在北非和西亚，互联网已经和正在用于发动政变。互联网管制作为一种避免政变的手段，也被反复使用。一部分国土上长达10个月的互联网管制，我们已经经历过，在2009年和2010年的新疆。因为事关国家统一，政府实际上获得了足够的民意支持，管制本身并未酿成灾难。全国断网还没发生过；它是一个双输的选择，而且危险，但作出全国断网决定的条件完全具备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如同头顶的悬剑。

    互联网的辐射力远远超越产业本身，这给互联网产业带来极大的力量，也带来商业之外的不确定性，即风险。

    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海外上市，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国际化和融入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如果说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秩序有所不同——这是自然的，两种秩序融合越多，双方妥协的总和也越多。所以海外上市大体是有益的，股价涨跌，只不过是鸡虫得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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