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连生每天清晨都会站在企业门口等待员工的到来。公司大门一侧是为员工临时搭设的早点摊。由于员工人数增长很快，在另一侧放置了四台通常在高端写字楼室内才能见到的电子打卡机，加快工人们进入园区的速度。在前方20米处的斑马线中央，安置了一台与众不同的交通信号灯，除变换闪烁的信号屏外，这个设备没有任何电线，可以被拖动，上方的太阳能电池板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用电装置。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公司及附近类似的太阳能板随处可以见，小的固定在公司巡逻员的自行车后座，驱动车灯，大的覆盖了1公里外的一幢酒店大楼的全部外立面，为公司的这座酒店提供1/3的电能。而围墙外广告牌上写的口号——“生产老百姓能用得起的绿色电力”，透露了该企业的商业理念以及未来要做的事。

    作为曾两度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苗连生和大多数退伍军人一样，言谈间声音洪亮，并将自己的手机铃声设为部队军歌。和大多数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场战争的中国军人不同，今天的苗连生已经创办了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公司——英利集团，它曾在世界杯赛场上树起了一块令世人瞩目的中文广告牌。此外，公司的实验室还在进行光伏全产业链的研究，并且控制了其他制造型企业正在丧失的定价权。

    在苗连生的回忆中，20年前涉足太阳能光伏行业时所做过的事很简单。“90年代初，我们是做太阳能霓虹灯的，从日本进散件，用于广告牌。”采访中提到的设备，就是玻璃丝下面带个小轮子和电机带，转起来就能发光。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起点，发展到10年前，公司开始为西藏牧民提供价值400万元的供电系统。这种太阳能设备被绑在牦牛背上，在“世界屋脊”上放牧时可以边走边充电，被牧民称为“牛背上的太阳”。当地农活不多的牧民晚上可以在支起的帐篷里安装电灯，用电动推子剪羊毛。

    “这种设备用了一个简单的小蓄电池，还能（让牧民）听听收音机。”对于细节，苗连生记忆很清楚。现在，他的企业已开始为很多国家政府提供太阳能光伏产品。像部分中国电力系统官员频频提到的话题一样，他认为今后的发展方向是走向独立式发电系统。他所说的“独立发电”，在这个行业也叫“屋顶上的太阳能”。早在20多年前，德国政府就推出了“1,000屋顶计划”。而日本于1994年开始实施“朝日七年计划”，目标是安装100万个太阳能屋顶。据报道，在日本，已经有超过1/6的家庭成了“家庭电厂”。

    虽然先行的德国和日本已经开始获得回报，但对于多数国家和地区来说，包括太阳能在内的新能源一直面临政府补贴、并网和电能存储等挑战。不过，新加入公司的首席战略官王亦逾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在很多地区，太阳能系统成本已经比较接近当地电站，而用户的需求也各有特点：“很有可能在某些新兴市场一开始就是一个没有政府补贴的市场；也有很多国家和地区不是说是不是‘绿色电’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电’的问题。”他指出的这些地区，不可能迅速建造火电站和电网，而太阳能就是一种最好的选择。这些市场会需要一些区域网或者分散式的独立系统。

    很显然，王亦逾所说的这种需求，正是英利潜在生意中触手可及的“低处的果子”。而公司首席财务官李宗炜为王亦逾的观点提供了例证。他透露，公司正在希腊参与一些岛屿项目。位于地中海东北部的这个国家有一千多座岛屿，其中很多缺电，成了该国的电力难题：如果在岛与岛之间建立电网，走海底电缆，成本很高。不过，当地日照资源非常充足。因此，英利从前年下半年开始就在希腊的一些岛屿做示范项目。其中，包括在民房上做整体设计，帮助当地居民安装太阳能系统。这些系统由地面和屋顶相结合，目的就是要做成一个小电网、小局域网，然后再分步并入大电网。

    采访中，苗连生还指出，到2013年以后，公司会在东南亚、南美、非洲的岛屿之间做区域网。这些岛屿基础设施差，目前电网拉不过去，只能靠柴油发电机。“如果安上太阳能，接上储能设备，我们就可以直接卖电，居民也不用发电机了。”他接着指出，公司会借助这个过程中磨练出来的经验和产品，接着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普通家庭。“接下来考虑的就是怎么让家电从交流电转向直流电了。”

    这样的路线图指向了一场不小的“革命”。其影响的地理范围，从发展中国家的缺电地区跨越到了发达国家的最终用户，而带来的技术变革将从能源领域波及到消费电子行业。苗连生的话让人联想到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对个人电脑普及的预言，后者催生了新经济，而前者试图促使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中有一个细微的相似之处，是两者都利用了地球上储藏最丰富的材料——硅。

    英利所在的保定市西部山区有丰富的硅原料，公司一度把全球生产集中在这里。这座城市同时拥有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中国电谷”，并宣称“要用白天的太阳照亮城市的夜晚”，改变当前的能源消费结构，进化为低碳城市。现在，英利总部就位于电谷，到保定市的北二环外之后，道路变得开阔，四周还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财富》（中文版）在电谷附近的市政府采访了保定市常务副市长马誉峰。他指出，电谷是借鉴了美国硅谷的概念，而未来这里就是要围绕新能源即风能、太阳能及相关联的输变电、储电、节电和电力自动化等六大产业来建设。目前，这个距离北京一两个小时车程的城市聚集了英利、巨力、光为、惠腾、国电联合动力和天威等中国新能源公司。

    采访中，这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专业毕业的副市长言辞简练，对于英利这样的“企业宠儿”非常熟悉。他认为，苗连生是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马誉峰不大的办公桌上就放着一个英利生产的小巧太阳能手电筒，用以向客人演示。他甚至能够随口说出英利管理层中几位“海归派”的名字。丹麦等在新能源和可持续模式上成功的国家，也有政治家和企业建设者“过从甚密”的现象。因此，保定出现这种联系也许并非偶然，而是证明表面的绿色美好模式背后需要耐心和时间，这些的前提，是公私双方有默契且长期的配合。其中，劳动力资源的供求配套就是配合成功的证据之一。马誉峰提到，保定周边有包括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15所大学，以及国家电网下属的保定电力技术职业学院，为入驻这里的企业提供多个层次的劳动力资源。

    英利能够从200人发展到2,000人，再到17,000人，与这里丰富的职业劳动力资源关系密切。据了解，每天公司门口应聘的人能排成一个方阵，一直到苗连生办公室所在的那一层办公楼都是手拿表格、安静地等候面试的年青人。公司员工如今平均年龄26岁，有与中国互联网行业公司一样的年龄优势，而苗连生至今都要求会见每一个要录用的人。他有的时候会问对方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比如“你业余喜欢做什么”，如果对方说“喜欢画画”，他就会立刻让他去黑板上画几笔。据说，这位企业管理者就是通过很多细节来观察每一个员工来发现其能力和特点的。

    如今，除了英利领头的太阳能，保定这座处于北京、天津、石家庄三角地带的城市还拥有风电行业的七家叶片厂和三家整机厂，占了全国市场近40%的份额，仅次于该行业位于天津的产业集群。不过马誉峰也指出，在应用上，保定这座城市自身还是以太阳能为主。

    李宗炜也在采访中指出太阳能和风能有很大的区别：风能一定要随风口建发电站，意味着地域局限性很大，是以地域资源为核心的大型地面项目；而太阳能就不受地域资源限制，只要有太阳的地方，都可以发电，适合离散式、分布式的模式。

    在最近的《财富》绿色能源峰会上，被称为“互联网界爱迪生”的比尔·乔伊也提出了非常近似的观点，指出了风能分布式发展的问题。乔伊曾经发明了一种编程语言“Java”，并参与创办了优秀的Sun公司，而现在作为风投公司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的合伙人，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看管旗下近60个绿色创业项目。他认为，风能到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小风场的平均每瓦特成本要远远高于装备巨型风机的大型风场。这给分布式供电设置了障碍。

    但是，这位乐观的新能源积极分子同时也指出，就像微处理器让计算机的体积变小、成本变低并最终取代大型主机一样，这种成本上的差距最终会缩小。与大多数理论倡导者不同，凯鹏华盈支持下的一家名为FloDesign 的初创公司，用来源于飞机引擎的新型设计成功地改变了风机的空气动力性能，降低了风电单位成本，为新能源的未来注入了“商业基因”。但是，他也承认目前该项目还有没有走完的距离，而且发展缓慢。毕竟，比尔也曾经钻入过海水淡化这类美好但很难实现的构想之中，并碰了壁。风能最终能否可以“以小搏大”，也成为一种理想的分布式新能源，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提供答案。

    相比之下，太阳能分布式的发展更为现实。也许是基于相同的原因，谷歌公司最近把最大的一笔清洁能源投资给了BrightSource能源公司。2006年成立的BrightSource，使用了数千个被称为日光反射装置的镜面来收集太阳能。这些镜面会自动追踪太阳的位置，并将太阳光持续聚焦在一座塔顶的锅炉上，通过将锅炉管中的水加热蒸发产生蒸汽，驱动一个发电机组。据报道，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郡莫哈维沙漠中正在建造这种太阳能项目。类似的清洁能源一旦成功，将给这家互联网巨擘带来难以想象的优势。

    互联网在进入云计算时代后，依然需要面对网络地域分布差异的问题。虽然“云端”得到了“像自来水一样”收放自如的计算力，但由于最终用户分布在地球的各个网络基础发展不均匀的角落，数据中心未来必定依然有很强的地理分布特点。最先用最低成本和最可持续的方式实现最合理分布的公司，将为对手设立一道很强大的竞争壁垒。这就是为什么数年前谷歌在美国哥伦比亚河下游建立了一座庞大的数据中心的原因，它打算先用河水落差发电，然后用水流降温，同时解决数据中心的两大能耗。

    这样天才的点子却有一个短处：哥伦比亚河不是到处都有。有建立数据中心需求的地域很可能是一片干涸的荒地。这时候，如果能用无处不在的太阳能来驱动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让其能量自给，独立运转，将为这家创新公司带来无尽的发展动力。这也是类似表面不相关的行业公司如此执着地投入发展新能源背后的真实意图。

    在这些忙碌的商业机构之外，新能源公司创业者反复提及的就是政府支持。在美国的峰会上，有些行业智囊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的五年计划中要显著地削减碳排放和其他污染。此外，中国的两大电网正在测试系统已存储的风电和光电等绿色能源。

    和这些发达国家的竞争情绪相关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阴影中的太阳能”。这个看似消极的提法，背后其实是一个积极的全球现象，即很多引导光伏产业发展的先进地区并不是阳光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比如德国和日本。在国家内部，也存在类似现象：新泽西州的港口城市纽瓦克一年只有93个“艳阳天”（作为比较，加州的城市有186天），然而新泽西却提供了246百万瓦的光电，仅次于加州，排在第二。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可再生能源政策几乎是为太阳能定制的。

    “开始不具备条件但是去做这些事的人，是真正有眼光、有远见的。”李宗炜如此评价。他认为，德国正在用当年发展汽车行业的方式发展新能源。在生产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政府大力补贴，带动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然后变成全球的产业，最终制定行业标准，并且拥有高定价权。他还指出，德国平均日照率比中国统计起来要低10%左右，比美国低15%，而现在技术检验的标准全部都是德国制定，机器设备由他们制造，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在德国，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员工队伍也在德国，这方面创收最多的也是德国，这就是一个有先见的政府留下的宝贵遗产。

    同样，日本也有相同的远见。在最近地震期间，一个国外新能源网站刊登的一篇博客记录了日本东北部沿海震后家庭太阳能发挥的特殊作用。当时，8座电厂已经脱离电网，全日本正被迫区域化停电，以应付能源不足。博客作者居然在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通过Skype和没有受到海啸伤害的群马县妙义山的一个电网停电的家庭进行了通话。这个家庭采用的就是“屋顶的太阳能”。当初投资太阳能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日本的鼓励性政策辅助下渐渐节省家庭电力成本，结果在关键的时刻提供了一家人生存需要的电能。

    据报道，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许多国家也先后出台高价收购太阳能光伏电力的政策，鼓励居民安装太阳能屋顶。马誉峰表示，在保定，目前虽然还没有对家庭使用太阳能的补贴计划，但在商用楼方面，国家建设部有节能奖励。此前提到的电谷酒店就是一个优秀案例。除了酒店外立面可以发电，门口还有一个太阳能显示屏，会显示当天发出和节省的电量。

    李宗炜认为，太阳能应用才刚刚开始，而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兴起于工业化，工业化之后再向个人消费领域进军，以后应用会越来越广。无论电子产品还是大型工业用电，在成本合适的情况下，未来某一天都可以用太阳能去取代。这也是英利未来的梦想，即可以像卖普通商品一样将太阳能提供给普通最终用户。也许到那个时候，英利不用去世界杯赛做广告，公司的品牌也会像可口可乐一样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系列的难题要应付。乔伊指出，低成本存储并释放电力的能力可以让新能源更为廉价和灵活式分布，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先进的电池。“电网让电力在空间移动，而电池让电力沿着时间移动。”他如此形容。但遗憾的是，能够存储并按需释放的蓄能系统依然处于工业级别，尚未能够进入家庭。

    类似领域的突破，需要很强的基础研发力量来推动。李宗炜指出，这类研发需要耐下性子，尤其是中国新技术的研发能力相对薄弱，需要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包括苗连生本人在内的英利人并不愿意对自身研发实力透露太多，很多属于商业秘密，但李宗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当人们为了商业利益埋头完善晶硅技术的时候，也许会有在这之外更为颠覆性的想法和技术突破隐藏在其他环节中。这些突破来自于整个社会的研发能力，依靠的是全社会的平台。美国和欧洲高等院校中的高级技术人员、科学家等，有很多让人想不到的课题，并且非常细分。那些看似“怪异的”梦想，不能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去衡量和评估。

    由此，让人联想到美国最近一家位于纽约的新能源公司抛出了一个伟大的设想。他们要捕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但目的并不是仅仅要消除排放带来的不良后果，而是要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各种有价值的产品，让其变成一种资产，而不是一种被动责任，这样才能让人类真正闭合“碳链”。相比之下，另一家名为ecoATM的公司的点子更为直白。他们设计了一种回收机，放入旧手机和电池，机器会吐出现金。当不产生碳排放的核能由于安全原因可能被很多国家弃用时，人类又开始发挥想象，让生存环境能够在工业科技进步的同时延续下去。而这一次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和中国公司将直接参与，坐观其变的被动年代和观念显然已经成了过去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