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天使已经灭绝了吗？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所有重要的超级天使投资人几乎都已经融资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基金。罗恩•康威有了SV Angel，爱丁•森卡特管理着Felicis，迈克•梅波斯掌管着Floodgate，克里斯•萨卡执掌着Lowercase Capital，大卫•麦克罗尔负责运营500 Hats，克里斯•迪克森则加入了Founder Collective。

    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被企业家、风险资本家和媒体称为“超级天使”——包括我本人也是这么称呼他们。杰里•纽曼和马克•萨斯特尔是我非常尊敬的两个人，最近，他们二位坚持表示，这么称呼不对。杰里曾经很含蓄地批评了我，不久前，我们再次面对面就此进行了探讨。马克的态度比较强硬，最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公开表示，超级天使已属灭绝的物种！不过，他这么说，可能并非完全当真。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一旦超级天使通过这些小型基金进行投资（由此接受其他人的资金），就名正言顺地成为风险资本家了，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例外可言！最近当我就这一问题与马克探讨时，他说这个道理再明显不过，根本没有什么奥妙之处。

    那么，此事为何重要，又有谁会关心这类事呢？我想，他们此言想表达的更深层、“高级”的观点是，无论过去你是多么伟大或者了不起的天使，一旦你开始管理有限合伙制（LP）资金，就不能再把自己“伪装”成“全心全意为企业家服务”的天使，因为现在你对自己的投资者负有极强的信托责任。另外，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也不能公开向传统风险资本家“挑衅”，好像你真与他们有什么不同似的。

    我的观点是，重要的细微差别是确实存在的。发生在一些基金身上的实际情况是，一群天使凑在一起，拿出一些钱投入到某支基金中去。没错，说的就是“基金”，因为这些天使希望激励那些负责日常运营的人好好干。但我认为，单靠基金结构不能决定他们到底该被定义为哪种身份；相反，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这些小型基金的投资者如何看待彼此的关系与各自的责任。

    这类基金中，有一些投资者其实保留了他们以前的做法：一群同属天使投资人的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都投入一些资本，由其中一名（往往是成就最突出的那个）负责管理“基金”的日常运营，而这里的“基金”本质上仍是天使投资。他们的心态和奖惩措施，并没有因为出现了基金结构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我认为，这些团体与其说是风险资本基金，不如说实际上仍是天使团体。因为多数风险基金都有一些机构投资者（养老金基金、大学捐赠基金以及“家族理财室”）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而就某些“超级天使基金”而言，他们仅仅是一群朋友/天使同仁凑在一起，毫无公司建制（也就是说，不设总经理、主管、副手，等等）。这种做法背后的思路往往是：“这是个好办法，我既可以用它来支持企业家，又能从中获得乐趣，还可以跟朋友一块儿赚点钱。”

    与传统风险基金不同，在这类团体中，没人靠管理费生活。事实上，这些费用往往都充作管理“基金”的基本费用了。

    我知道自己将因此而受到攻击，所以我还是说得清楚些：我认为，可能从结构上看，有些超级天使基金与传统风险资本基金极为相似，但实质上二者完全不同，前者实际上更像天使团体。而且，我还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从认识上将这些实体单独归类，将它们与传统风险资本区分开。此外，我尤其不赞成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就对风险资本的动机横加指责，我对他们的说辞完全不能苟同。我认为，风险资本的动机完全因基金管理者的质素和才能而异。

    因此，我要郑重声明，那些宣称所谓的“超级天使”已经灭绝的说法严重地夸大其辞了。事实上，我很想以达尔文的方式表达我的观点——人们有所改变，是为了适应不断演变的创业生态系统。

    David B. Lerner是哥伦比亚大学技术创投部（Tech Ventures）创投实验室（Venture Lab）主任。本文最初发表在他的网络日志上。你可以在Twitter上关注他（@davidblerner）。

    译者：红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