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投票顾问会损害你的回报吗？
对大部分散户投资者而言，公司的股东委托投票表也许只不过是又一封要丢进垃圾桶的垃圾邮件。据Broadridge Financial Solutions公司统计，在2013年的股东委托书征集季，个人股东只对持有的30%的股票行使了投票权，股东委托书征集季从1月持续到4月，在此期间许多公司举办了年会。共同基金投资者对投资组合中的公司的投票问题的考虑可能更少——此类投票涉及董事会选举、高管薪酬，以及“毒丸计划”等——他们放心地把这些决策权交给了基金经理。
可是，你也许没有意识到，投资组合经理往往把投票决策进一步外包，交给不承担任何受托责任的第三方公司。这些所谓的股东投票顾问不是机构股东服务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就是位于旧金山的Glass Lewis公司。前者的母公司MSCI开发的指数是许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的依据，后者隶属于管理着1,300亿美元资产的安大略教师退休金计划基金（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这两家公司大概控制了全球97%的股东投票顾问市场，而且接受其咨询服务的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资产超过30万亿美元。
但是这种双雄并立的局面带来的后果却越来越严重。前不久，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辉瑞（Pfizer）和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等公司开始向股东投票顾问发出挑战，这些公司抱怨它们的政策往往不符合股东的最大利益。此外，许多机构投资者最近耐心地表示，它们并没有盲目地听从这些公司的建议。
去年1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举行听证会，评估股东投票顾问的影响。有研究表明，这些公司的投票建议——赞成或反对某项提议——能够使30%以上的投票达到预期结果。这种影响力让公司以及公司的董事越来越多地受到股东投票顾问的摆布，其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如果董事不执行以多数票通过的建议，ISS就会建议解雇董事。“其实，这两家公司正在美国制定事实上的公司治理标准。”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哈维·皮特（Harvey Pitt）说。“你很难辨别他们提出这些建议究竟是代表谁，或者其中的利益何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皮特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不经意间加速了ISS和Glass Lewis公司的崛起。2003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了《顾问法》（Advisers Act）第206 (4)-6款，要求投资顾问向客户披露他们的委托投票政策和投票情况。这条规定旨在防止投资公司因为利益矛盾而影响其受托责任。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此举也让机构投资者的文书工作量达到了不堪重负的新水平。于是，ISS和Glass Lewis出现了，前者于1985年进入股东代理顾问行业，后者成立于2003年。
如今，ISS和Glass Lewis为超过3.7万个股东大会的数千个机构投资者推销代理报告，他们一年花近100万美元订购这些报告（具体数字视持股数量而定）。现成的投票政策与以“无异议”信函形式出现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首肯一同出现，承诺解除有利益冲突的资金经理的职务。近些年来，随着代理建议数量的增多——从2009年到2013年，给标普500公司（S&P 500）的代理建议数增加了28%——许多机构投资者说，代理服务的成本过于昂贵，而且内容过于复杂，因此很难在内部复制。“你聘请了外部的服务公司，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你必须投票的代理。”管理着139亿美元资产的Yacktman Fund公司的著名经理唐·亚克曼（Don Yacktman）说，该公司订购了Glass Lewis的代理报告。
不过，多年来亚克曼和其他人越来越怀疑代理顾问的建议。批评人士说，这些公司没有理解公司之间的细微差异，反而对所有公司使用同样的治理原则。“ISS和Glass Lewis的一个通病是，它们喜欢采用一刀切的办法，但是很多时候它并不能包治百病。”亚克曼说。他还记得，在2004年代理顾问公司建议不要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CEO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再次竞选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董事投票，理由是伯克希尔的子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有交易，从而在理论上产生了冲突。“这简直要让我们笑掉大牙，让沃伦·巴菲特进入董事会不会产生积极影响，这是不可想象的。”亚克曼说。
学界已经开始研究，代理公司的建议是否有益于股东，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些建议实际上损害了股东的利益。例如，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斯米尔商学院（Smeal College of Business）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就研究了代理投票记录，以及近2,200家共同基金在5年内的市场表现。在此期间，几乎完全按照ISS的建议投票的基金的表现比那些多数情况下没有按照ISS的建议投票的基金差了4.3%。
ISS和Glass Lewis对这样的研究结果一笑了之，它们说它们的工作是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来降低股东所面临的长期风险，而且它们指出了提供投票建议的那些分析师的深厚背景。例如，Glass Lewis的团队就中包括了美国前总审计长。但有趣的是，这些公司怀疑，它们的建议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能否衡量的出来。“这恐怕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事业。”Glass Lewis公司CEO凯瑟琳·雷宾（Katherine Rabin）说。
先锋基金公司（Vanguard）的代理投票负责人格伦·布拉姆（Glenn Booraem）说，他经常与代理投票顾问的建议持不同观点。他说，董事会了解得最清楚，而且应该把不合适的建议抛到一边。“最终，我们不能为了治理而宣传治理。”他说，“而是要以我们的基金股东的长期价值为宗旨。”那些股东应该更多地关注他们的代理人。(财富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