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投资者入侵欧洲的带头大哥

《财富》（中文版）-- 乍一看，瑞典的对冲基金经理克里斯特·加德尔（Christer Gardell）似乎就是欧洲的卡尔·伊坎（Carl Icahn）。加德尔的公司Cevian Capital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基金投资者之一，公司管理的资产总额接近150亿美元；它还是欧洲公司改革最积极的推动者之一，据摩根大通公司（J.P. Morgan）统计，自从2010年以来，它的目标公司有15家。

虽然加德尔把伊坎视为好友和股东，但他的处事风格显然更加绅士。加德尔既没有给公司的管理层写过措辞激烈的公开信（这是美国激进主义者的典型策略），也没有投身于代理人战斗。彬彬有礼并不妨碍他发号施令。仅仅一则Cevian成为投资者的消息就能够提振公司的股价：在ABB于今年6月宣布Cevian买入其股票的消息之后，这家瑞士工业机器人公司的股价就上涨了近4%；Cevian持有瑞典汽车生产公司沃尔沃（Volvo）的股票近10年，自从该基金通过资本投资成为沃尔沃最大的股东之后的半年内，沃尔沃的回报率几乎达到8%。[在斯德哥尔摩、苏黎世和伦敦均设立了办事处的Cevian拒绝透露它的回报率，但是公司表示，自从基金成立以来，其表现远远超过了 MSCI欧洲指数（MSCI Europe Index）和指标性的对冲基金指数。]

与美国相比，股东激进主义在欧洲极为罕见—据Preqin公司统计，北美的激进对冲基金管理着1,070亿美元资产，这是欧洲同行管理的资产额的三倍多。但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投身到了加德尔的旗下：据Activist Insight统计，在2015年上半年，激进主义者把目标瞄向了欧洲的31家公司，这个数字比去年全年都要多。在经历了漫长的经济衰退之后，欧洲的经济增长开始提速，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呼吁公司提高效率，并且通过并购和拆分来释放价值。

当加德尔在瑞典的海边小镇博斯塔德参加本年龄组（他今年54岁）的网球冠军竞标赛时，《财富》杂志找到了他。在比赛间隙，他告诉我们他最近都投资了哪些领域，为什么欧洲的激进主义者比美国的激进主义者更受欢迎。以下便是本次采访的节选内容。

在你投资的公司中，你寻找的是什么？

我的战略是发现那些失宠的好公司，这样我们就可以廉价买入，抑或是那些没有充分发挥出潜力的公司，比如沃尔沃。当我们买入沃尔沃时，它们的息税前利润率（EBIT）为4%，其实它们当时的息税前利润率应该是10%才对。最近，Cevian的一位合伙人加入了沃尔沃的董事会，而且公司的管理层也发生了变化。公司上下都在为实现10%的利润率而奋斗，而沃尔沃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快速迈进。

我们只做（激进投资）。我们的投资组合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一共有14家公司，我们加入了其中10家公司的董事会。我们准备在三年之内至少把投资价值翻一番。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亏损的资本不应该超过20%。我们不会投资有风险的行业，换言之，就是结果会极其糟糕的行业，比如技术、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因此，我们投资的公司基本上都在服务业和工业领域，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的一些特定领域。

你们通过哪些工具或战略来影响改革？

通常，我们喜欢做最大的股东。欧洲股东的权力要大于美国股东，而且在欧洲，股东可以更轻松地把自己的候选人选入董事会，尤其是当你拥有比较多的股权时。我们不采用恶意的办法；我们采用建设性的办法。我们不用说教的方式来建立联系。你不希望挑起代理人战争，或者诸如此类的状况。我们用有力的观点和充分的论据来支持我们的想法。

按照惯例，在北欧，最大的股东如果有意成为长期投资者，它就有权在董事会获得一个席位。例如，在德国的（工业联合企业）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和（建筑公司）比尔芬格（Bilfinger），我们就受到了董事会的欢迎。但是，如果想要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改善公司的状况，你就得安心地多待一段时间，而且还要承担责任：平均而言，我们的持股期是四到五年。如果你是一位喜欢打“短平快”的短线股东，你或许就无法享受到这种办法的益处。

欧洲的经济困境对你的投资产生了哪些影响？

欧洲市场并不像美国投资者想象的那样复杂。显然，如果你朝地中海的方向再近一步，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棘手一些。我们的核心市场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及德国和英国；这里的公司治理环境的吸引力不如其他地方。

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欧洲的经济正在好转：信心有所增强，而且经济增长有了明显的迹象。除此而外，比美国落后了近两年的欧洲并购市场正在腾飞。作为激进主义者，我们的一个作用就是为并购出谋划策。我们在英国工程公司Cookson就是这样做的—在我进入公司董事会之后，Cookson就拆分为（化学和工业供应公司）Alent以及（陶瓷和金属加工公司）维苏威集团（Vesuvius），我们直到现在还持有这两家公司的股份。Alent和另外一家投资组合里的公司RSA Insurance在7月收到了收购要约，这实在令人惊讶。我们是Alent公司最大的股东，持有公司22%的股份，有鉴于此，收购方与我们接洽，我们为达成这笔交易做出了努力。目前，这笔交易还在商谈当中，但是我认为它的前景非常光明。

为什么股东激进主义在欧洲不如在美国常见？

在欧洲，激进主义不是通过媒体宣传来实现的。因此我认为，美国定义激进主义的方式会严重低估欧洲的激进主义水平。我认为，统计数字并不能够完全描绘出Cevian的状况，尽管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激进主义基金之一，而且每天都在采取激进的举措。此外，欧洲有大型的家族股东，他们也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瑞典的瓦伦贝里家族（Wallenberg）就非常积极，但是这还算不上是激进主义行为，因为他们的投资期实在是太长了：他们的投资期不是三到五年，而是三十到五十年。（财富中文网）

译者：钱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