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案重审宣判，无缘东京奥运

孙杨的遗憾是错误理解规则，非法私力救济，过分依赖团队导致的。
对于孙杨案的裁判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孙杨有没有服用兴奋剂而是他采取过激行为不配合检查的做法是否违规。
孙杨不配合检查的理由是认为IDTM人员资质不符合规定。事实上，IDTM人员的证件确实有瑕疵，可惜的是孙杨通过破坏采样装置的方式，掩盖了对方的瑕疵，放大了自己的错误。
在法治社会，尤其是面对WADA这种规则健全的国际机构，更要擅长用规则说话，尤其是利用对方的规则，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才是讲好“中国故事”。
得理不饶人，以被迫害者的姿态，采取并不文明的“私力救济”反而陷入了“受害者有罪”的怪圈。
孙杨案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要以正确的方式让运动员接受兴奋剂检测，让运动员合法合规地维权。
当发生国际诉讼纠纷时如何更好地把握规则，赢得主动，说服别人，这才是今后需要反思的问题。

孙扬案，在法律界曾掀起一场热议，庭审录相真实而残酷地呈现了一个事实：虽然孙扬在泳池里有能力与世界高手博弈，拿到金牌，但是孙扬团队的专业精神和规则意识，还不足以与囯际专业高手一决高下。

在本次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其实双方的争议点并不在于孙扬是否服用兴奋剂，而在于他是否暴力抗检。这解决的不是是否服用兴奋剂的事实问题，而是孙扬是否遵守检查规则的程序问题。这体现的是典型的法律思维，当事实无法追溯时，程序优先于实体。这就要求我们十分透彻地理解检查规则和仲裁规则，并灵活运用。

很遗憾，从律师的角度来看上诉仲裁，律师和翻译的专业表现、孙扬和他母亲在庭上的应对，都是十分不专业的。因为律师就不是专业从事国际体育仲裁的律师，翻译犯了很多低级错误，孙扬及其母亲的发言有太多的情绪，但是缺少事实的支撑和理性的表达。我们很难相信，这是在一个国际顶级仲裁法庭上的表现。这并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孙扬团队明显准备不足，或者说明显不重视。这背后，是对国际相关规则的不尊重。但是，这恰恰是一个仲裁庭最不喜欢看到的。

对于这一结果，大家都觉得十分遗憾，因为孙扬是一名很有天赋也很优秀的运动员。但是抱怨仲裁庭的不公正和西方社会的歧视，都于事无补，因为一百个人心目中就有一百个人的公正。但是我们仍旧处在同一个地球村里，以后还要在国际规则体系中，解决与他人的争端。所以，尊重规则，在规则中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做一些假设，如果孙扬在飞行检查遇到问题时，电话打给的不是教练，而是专业的律师；如果在二审请的就是重审的专业体育仲裁律师；如果翻译能更准确地表达他的陈述；如果在庭审前，专业律师能够帮助他从仲裁庭关注的问题来回答问题，而不是总重复自己的观点，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但是“如果”仅仅是假设，现实是结果不可能重写。这个结果对孙扬游泳生涯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但是，年轻就有一切可能。

对于走向世界的中囯人来说，专业之外更多的人文素养，更尊重专业，更多的理性，更多的理解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和西方文化，可能是我们专业竞技之外的，另一个看不见，但同等重要的软实力。

没有奇迹，也没有逆转胜，仲裁法庭不是泳池，孙杨必须接受人生中的这一极大挫折。

终审判决虽然比上一次的8年少了近一半，但对已经30岁的孙杨来说，即便从理论上仍有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机会，但这也仅是理论上，对一名游泳运动员来说，34岁已经不是黄金年龄。

并不想在这个时刻对孙杨再施以苛责，但这一事件给所有运动员带来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任何理由违反既定规则。

运动员，纵使有天大的能力、资源和禀赋，也要按照规则，在规则里驰骋徜徉，创新也如此，社会各行各业的运动员也都如此，无论顺境与逆境，敬畏之心，尊重规则，自我完善，才能顺势而为。

孙杨示范，警示国人。

判决英文原文如下

“The CAS Panel unanimously determined, to its comfortable satisfaction, that the athlete violated Article 2.5 FINA DC (Tampering with any part of Doping Control),” the CAS statement said.

“In particular, the Panel found that the personnel in charge of the doping control complied with all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as set out in the ISTI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esting and Investigation).

“More specifically, the athlete failed to establish that he had a compelling justification to destroy his sample collection containers and forego the doping control when, in his opinion, the collection protocol was no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IS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