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名前奥运选手卖奖牌，因缺钱或做慈善

运动员是一种职业吗？就算是，那也肯定不是终身的。所以运动员需要在退役之后，给自己安排好新的职业路径。新中国建国以来，体育承载着的绝不是简单的高水平竞技表现，而是为国争光。

从乒乓球开始，到今天还在进行的奥运会，优异的成绩是激励国民士气的强心针。正因如此，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是以国家强力主导推动来操作的，谓之为“举国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有运动天赋的孩子很早被挑选和集中，按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和大运动量的原则组织训练，经年累月再加上陪练、科研团队的辅助，直到其中的佼佼者可以代表国家出现在国际赛场上。
 
举国体制给国民带来荣誉，但对于吃青春饭的运动员却未必公平 – 缺少必要知识储备增加了退役后转型的磨折。中国运动员退役后大致有四种路径，成为体育系统内的官员、成为教练或体育教师、成为体育产业的创业者、转行非体育领域。与美国500强公司高管中有很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情况不同，中国各行各业中运动员转型成为人中翘楚的则相对少很多，还是知识储备的问题作祟。
 
所谓体教融合，是对体教结合提出的更进一步的诉求。原来三从一大集中训练过程中，是给孩子们安排了文化课的，只是学成什么样并不是重点，这便是传统意义上的“体教结合”。那么什么是“融合” –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杨倩是清华经管的三年级学生，还有很多北体大、成体、上体、广体的学生拿了奥运金牌。但这些孩子们基本上都还是从体育的举国体制体校中挖掘培养出来的，只是送到了大学里继续按原来的模式培养，嫁接谈不上什么融合。中国的教育和体育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行政管理体系，各有各的话事权，各有各的追求 – 教育需要尽可能给予人民平等均衡受教育的便利，是针对每个孩子的，而竞技体育则必须残酷地掐尖再掐尖，把资源集中到极少数的金字塔尖。这样的局面不改变，体教融合大概率就只能是各自努力的方向罢了。
 
理想状况下，只有在“体育”完全回归成为“大教育”的子集时、在我们不再讨论“运动员学生”而是拥有更多“学生运动员”时，运动员终身发展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地解决。只是谈了弱化唯金牌论差不多十几年了，也许是疫情和中美竞争的压力太大了，今年老百姓好像对东京奥运的奖牌榜格外关注。如果真是这样，恐怕体育总局便有了继续坚持“三从一大集中制”的想法。

奥运选手能够获得奖牌，本身已经名留青史。对于一些前选手来说，认为已经从中获得了足够的情感价值，奖牌实物已经不再重要，因此去出售换得一些真金白银，或是用于慈善，也是一种个人选择。
 
那么奥运奖牌究竟值多少钱呢？国际奥委会的规定是奖牌直径在60mm以上、厚度3mm以上。金牌主体用925银并且至少镀6克金，银牌用925银，铜牌则为红铜。鉴于不同主办方设计的奖牌大小不同，按照金属市场价格推算，金牌成本大致在2000-5000元人民币左右，银牌300-400元，铜牌几十元。
 
然而，奥运奖牌到了拍卖市场，价格翻了不止几倍：波士顿RR拍卖行的官网显示，在东京奥运会前，一枚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的银牌（当时没有金牌）拍卖出了18.01万美元的价格。当然，这也取决于奖牌种类、比赛类型等其它因素：一枚1900年巴黎奥运会的射击银牌在该拍卖行进行拍卖，最终以1283美元成功卖出；一枚1956年的意大利冬奥会的铜牌的拍卖价格为3750美元。
 
近期有条新闻，希腊举重运动员亚科维迪斯在东京奥运会赛后称因为经济困难，无法继续维持运动生涯。放眼全世界乃至国内，一些运动员特别是非顶尖运动员退役后择业困难、生活窘迫的消息屡见不鲜。在我看来，一方面，支持运动员接代言广告，比让劣迹艺人敛财好得多；另一方面，国家还是应该高度重视，继续完善运动员的退役安置体系，让英雄“流血流汗不流泪”。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能看到奥运冠军退役后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以至于忍心卖掉自己之前梦寐以求的奖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奥运奖牌是国家荣誉和个人体育能力的象征，其纪念意义和精神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

很多奥运冠军在退役后生活并不顺遂，与其说是转业，不如说是为了养家糊口，而缺乏基本的谋生技能成为他们的短板，这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奥运冠军过度依赖自己的荣誉来赚取现金流，这就犹如“资源的诅咒”，总会有枯竭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