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不打疫苗,竟是因为一部好莱坞电影
朱墨竹
不光不打疫苗,还有美国人至今认为地球是平的,而且同样大有人在,NBA著名球星欧文就是其中之一。
但也不用惊讶,按照米勒提出的测试体系,具备公民科学素养的比例,欧洲平均是27%,美国28%,中国大概是10%,日本更低,才6%。
对于这些不具备科学素养的大多数,要说对权威的信任,其实也来源于欧美社会长期以来经验的积累和社会博弈。比如美国FDA这块金字招牌,也经历过低效,经历过信任危机,但一次次的危机发生之后,经过全社会的关注、讨论、改进、监督,逐渐进化到现在包括远在亚非拉国家都信任的权威机构。
但反智的这一部分人总是存在的。这一方面源自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对于思想多样性一直很推崇,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看,西方社会近些年解构主义兴起,反形而上学,质疑理性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科学理性本身就成为标靶,更不用说科学体系下的孕育出的结论。
所以,即便一眼看上去就是伪科学的说法,也会有人买单。不过,想法可以肆意狂放,但落实到现实中,饿了还是要吃饭,病了还是要看疗效,这是实打实的。少数反智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占据多数
Chloe Zhao
好莱坞电影如此“真实”,以至于观众难以分辨虚构现实与现实界限之间的区别,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这种事情就出现在当今的美国。背后的原因复杂:例如,广告植入营销功不可没。想象一下:电影中的俊男靓女手持着苹果手机,使用着欧莱雅旗下的美妆用品,驾驶着特斯拉小轿车......现实中流行的产品被安插到电影中,使观众更加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出于吸引经费角度,几乎没有理由可以阻止产品植入营销在电影设定的“伪现实”中出现,虚构与现实的模糊,就是产品制造商的终极目标。
此外,近60年来,全世界电影观众人数锐减。1948年时,65%的全美人口每周都去影院消费,在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降至了6%。为了维持利润,好莱坞电影公司想出了一个办法:为电影投入巨额广告成本,借由首映周的庞大人潮,将电影变成一种“事件”,《泰坦尼克号》就是一例。“事件”型电影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观影层面,一方面也为虚拟现实在观众中的广泛普及度推波助澜。
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造梦者”,好莱坞的经理人们以顺应时势的适应力为人称道。世界发生着巨变,世人的娱乐需求可能被转移,却不会消失。在当下的多元化趋势下,希望中资能够在全球并购扩张的同时,未来能在话语权方面与好莱坞争夺一席之地。最起码,国人的认知普遍还是“理性”的。
黄天亿
好莱坞并非一个简单的娱乐机构,其电影作品很大程度上引领了一轮社会思潮,在新冠疫情已经对大家的正常生产生活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情况下,疫苗已经成为了大家追求未来希望的火种,而大家也都着力构思一些新的IP,包括一些反疫苗人士也都炮制出了阴谋论,这也跟最近中美两国关于中美疫苗溯源的争论有关。
之前很多的好莱坞电影关注的都是外星人对地球生态的破坏,这也曾经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热议,科幻电影思潮也由美国传到世界各地。
苏牧野
这种反疫苗的执念,可以称作一种反智主义,这种现象从美国立国之日起就伴随着它。六十年代时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最近又重新被关注和热议,就显示出反智主义的土壤有多深厚。
这与美国强调个人自由的民族性有关,毕竟美国最初就是由一群反抗宗教权威、追求个体与上帝直接对话的清教徒建立的。在此后漫长岁月中,美国大众对于专家从来都不那么“感冒”,对后者的批评主要体现为三种:一是他们过于好高骛远;二是他们只讲道理、不讲情感;三是他们对共同体不够忠诚、不够爱国。所以好莱坞的英雄形象,多数是反建制、反权威、反共识的,不是少数派,就是单枪匹马力挽狂澜救世界于崩塌之际。
但反智主义并非美国独有,人都是容易陷入思维陷阱的。比如有一种“达克效应”说的就是,越无知的人越会高估自己的水平,越难改变自己的既有观点,而互联网的普及加重了这种效应,因为即便再小众、再不科学或不符合常识的奇谈怪论,也可能在网络上找到同道之人,更不要说算法推送给我们所有人造成的信息茧房,会让我们时刻能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而对反面观点一无所知。互联网也造成了一种平等的错觉,让普通人觉得自己在智识上可以与专家平起平坐。
但无论如何,好莱坞虽然在塑造人们观念上力量强大,但美国仍旧是一个思想多元、媒体开放之地。反疫苗的声音有,主张打疫苗的声音也很强大。从我们这边远观,既要知道问题出在何处,也不必为他们过于担心,反而是要问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甄别和克服自己的反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