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呼吁联想高管降薪，为实事求是处理事情创造空间

中美贸易战尚未结束，司马南掀起的又一轮对联想的质疑，又把联想集团推上了风口浪尖。无论是司马南还是公众都让联想与华为两大企业巨头享受了国内舆论云壤之别的待遇，连环球时报胡锡进和《人民日报》客户端的“侠客岛”也出来凑热闹了。胡锡进貌似中立，实则脱离了应有的历史背景；而侠客岛曾经呛声联想的帖子被誉为“侠客岛”怒怼“正和岛”，侠客岛对联想的不满及对华为的赞美之情跃然纸上。至于自媒体对于两者的态度差异更是分野明显，情绪化一时甚嚣尘上。

就舆论本身而言，每个人、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出发点，在言论自由的大框架之内只要符合表达的法律规范倒也无妨。只是就企业当事人而言、就企业自身行为规范而言，是不是妥当，我们可能还需要冷静下来加以思考。作为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本人愿意从自己的角度来谈谈个人对此的看法，以供企业及舆论界在讨论时参考。

目前，就舆论对联想及联想“教父”柳传志的“鞭挞”之处，无非集中于联想的“贸工技”企业战略、曾经在此战略之下的“柳倪之争”以及联想在国际5G标准方面对华为的反对、联想企业性质到底是不是中国企业、联想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嫌疑等方面。美国对华为近期的全面制裁也将华为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舆论漩涡中华为掌门人任正非接受采访时的“亲美”和“不反美”的态度也让一些“爱国”媒体和认识颇感错愕。还好，诸如“家人也用苹果”这些言论出自华为掌门人任正非之口，若是出于联想“教父”柳传志之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翻墙”登录推特来高调宣布换用华为手机以表达爱国热忱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口中会被批什么祥子！

其实，无论是柳传志长期主导的“贸工技”战略，还是华为一贯主张的“技工贸”战略，不过都是企业自身与内部的战略选择而已，而企业战略都是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出于生存与发展的审时度势的理性选择，并且带有企业发展的路径依赖痕迹，不同企业之间是没有比较意义的。也正是在联想的“贸工技”战略方向之下，才发生了在早期发明联想汉卡并为联想起家与发展打下汗马功劳的倪光南院士与柳传志之间著名的“柳倪之争”。柳传志对于“贸工技”战略的坚持以及与倪院士以技术主导企业发展的主张的争执，无非是出于联想生存与发展的不同理念之间的冲突，属于企业内部自身发展理念的不同罢了。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不能拿华为“技工贸”战略在后来的成功来试图证明联想企业战略之争中柳传志的“贸工技”战略的错误和倪光南的的“技工贸”战略的正确。回望当年在中关村下海创业的那些科技型企业，能活到今天的还有几个？喊过“技术立企”的企业还少吗？那些企业都去哪里了呢？正如曾经主张划江而治的斯大林在国共对决胜利后对毛主席说过的那样，胜利者是无辜的。即使柳传志主导的“贸工技”战略有着这样那样的缺憾，联想集团自身目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有着自己的迷茫，可是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战略支持联想一步步走到今天，支持联想集团发展成为IT行业一个全球化的数一数二的跨国企业，其PC至今还占据了世界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正因为联想和华为的创设几乎都曾经立足于“一无所有”，和起步于“一穷二白”，求生存和求发展让联想和华为分别走上了“贸工技”和“技工贸”、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道路，也都各自取得了自己的成功，发展成为各自行业的翘楚和人员、技术、供应商和市场都跨越众多国界的跨国公司，甚至联想集团的总部也搬到了美国纽约，每次不幸的国际空难中有华为的员工也往往成了新闻中的“常态”。

正因为成了跨国发展的大型企业，分支机构也成为了不同国家的企业法人，那么各自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法规以及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和所在地区共同发展也就成为对每一个企业公民的基本要求和常识。想象一下，可口可乐在营销中，宣扬与中国人民共欢乐有什么不对呢？也就不难想象联想在国内宣扬其为民族品牌，也不过是一种市场营销手段罢了，只不过消费者是否愿意为此买单，那也只是消费者的选择问题。谁说美国消费者就不能买日系车、中国鞋，买了日系车与中国鞋难道就是美奸吗？华为的员工不用华为手机而用苹果手机就是不爱华为、不爱国吗？如果联想电脑确实好用、性价比高，我们何必去选择惠普、苹果呢？在一个已经形成开放竞争、全球产业协作和统一市场的今天，如果还用爱国就要用国货来要求一个消费者，是不是有些荒唐呢？谁说郑州富士康生产制造的苹果就是一定不是国货、总部位于纽约的联想和位于深圳的华为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支持下生产的产品就一定是国货呢？

近日华为决定关停在美国的57家工厂，而华为撤离时部分员工因为生活基础已经在美国而难以随同企业撤离回国，任正非对此十分遗憾但也表示尊重基本事实。谁说这些员工不爱华为不爱国呢？因为对于普通员工而言，稳定的个人生活和幸福家庭才是第一位的，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相互成就的合作关系，并非谁必须属于谁的人身依附关系，各自尊重对方的选择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同样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的任务就是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去赢得市场，为股东和投资人牟利，照章纳税，遵纪守法地开展经营就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至于国家间的关系问题，那是属于政府层面应该处理和应对的事情，绝不是不是企业范畴的问题。

司马南作为公众人士和非财经专业出身的非企业人士，且不管他的质疑出于何种目的以及是否足够专业，在言论自由的范畴内对于联想这样一个公众公司的质疑也并无不当，而联想集团如何应对质疑与舆情也是联想自己的事情。此时携媒体公器而貌似中立的半官方人士胡锡进主编的对这一纷争的加入，事实上是否在帮助司马南姑且不论，但是他对联想改制和高薪的质疑显然是不合适的。

联想集团作为公众公司、中科院作为国立机构，当年的改制肯定经过了合法合规的程序，是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重新检视和定义过去的历史的，否则就犯了历史虚无主义。而联想集团内部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问题，一则按照公司治理法规是属于董事会和股东会决策范畴之内的事情，与胡锡进与司马南所能挟持的汹涌民意并无任何关系；二则一个公司的薪酬更多的来自于同行业的横向比较，而非取决于特定区域的所谓“民意”。对于联想集团这样一个世界第一的国际化PC企业而言，其管理层的薪酬的比较对象是苹果、惠普这样的世界级企业，而非北京锣鼓巷八号的司马南先生与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先生所理解的那个水平。在这一问题上超出法律规定与企业经营常识的质疑，如果不是出于对企业经营和法律的无知，那么动机就是值得怀疑的。

联想集团并非完美无缺，肯定问题多多，这也是任何一家企业发展中所必然存在的。善意的质疑是推动企业发展的良药，也是对企业成长的必要鞭策，企业和企业家们肯定也是愿意倾听和求之不得的。建议司马南先生与胡锡进总编还是回到市场发展与行业进步的现实中来，正视改革开放与企业发展的历史，回到理性思考与善意探讨的层面更好一些。

胡锡进出来评论，无论站谁，这一幕都是司马南想要看见的。放眼网上的KOL网红们，司马南才是真正掌握流量密码的那一位，他用宏大的国家利益引起民众情绪，再让越来越多的人卷进来参与讨论。这一战，司马南赢了。

联想是一段时期的特殊产物，无论鼎盛或衰落，都会被写入中国商业史中。当时联想的变局是公开的，是那时的情况没有关注到今天考虑的问题。而过了数十年，社会经济环境变了，联想要面对新环境下公众的质疑也是应该的，问题当年没有发现，现在质询也来得及。

但是这种拷问应该是理智的，而不应该是带着情绪的，听不得另一种声音的。对司马南的质疑应该如此，对胡锡进的看法也应如此。他的观点如何，可以综合看看他之前的言论，再决定要听进去多少。

对，现在高管想出来一些管理方案，底下员工要写各种材料，填各种表，加班加点填。根本就是在挤占业务时间，而且影响员工休息，也没有创造什么实质价值。不仅是联想，其他企事业单位都一样，看着是做出了业绩，其实基本都是员工身体的损耗和生活时间的挤占。内卷和加班对出生率下降做出的贡献也不少，我们国家再这么务虚下去，这一辈的高层退休，中层和底层就基本没有体能承接了，到时候就会出现很有意思的场景，公司的中年员工都是连咳带喘的上班，手底下都是机器人，再也不需要中层，底层都是操作员。好吧，这一代的中层和底层牺牲一下没什么，毕竟为了百年大计，可问题是操作员人数都不够的话，要怎么办？到时候就是招聘内卷了吧，你们要以目前n倍工资招人吗？再说好的智力来自于基因，你们确定高管和中层有时间生娃吗？后续科技开发水平跟不上，我们国家怎么跟别人竞争？到时候企业连人都招不到，去欧美国家招人吗？别说百年大计了，恐怕地盘都被人占了，根本不用战争(⌒▽⌒)所以最佳方案还是恢复正常工作时间，如果真的是有业务那没办法，但不要内卷，不要填一堆表，写一堆材料，大家都按部就班好好生活工作，这样才能后继有人，有时间休息才有时间消费，毕竟很多人都是因为工作紧张没时间开展自己的生活，只是不敢发声而已，国家也是时候出手做点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