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集团总部迁至深圳，年内第8家离京央企

早在五六年前，曾任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并在数家中国企业担任独立董事的Gordon Orr（欧高敦）就写过国企将总部搬离北京的四大好处：

好处一，对接收城市而言，新落户的国企肯定首先要为自己建造办公设施，再加上这么多高薪员工迁入，肯定会对当地经济有拉动作用，刺激当地房地产。如果这个城市有大学，还会提升大学毕业生留在当地就业的机会。基本上，每一个国企岗位，大概会为当地创造2-3个就业机会。

好处二，对于北京而言，公共交通、住房压力会得到缓解。国企总部的搬迁，会创造出一大块真正市场化运营的商业房地产市场。大学生毕业后会有更多机会进入到私营经济部门工作。

好处三，对于国企本身，高管们会有更多时间专注于领导企业，而不像现在这样，随时随地会被拉去各种政府部委的会议。有些国企员工可能因为不想搬家而离开这个企业，他们的位置就会留给接收城市当中更年轻、成本更低的大学毕业生。

好处四，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作为监管者，与被监管的企业管理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将使得监管更注重中长期效果，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更多采取微观的日常管理。更关键的是，带动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提升当地的就业，对中央政府显然是加分项。

在我看来，关键不是国企该不该搬，而是每一家到底搬去哪里。前几天在上海与一位在民企工作的友人谈到这个。他说，可以想见，如果一定要搬离北京，许多国企的员工估计都会想来上海这种城市，但上海是否欢迎，这些国企又会不会对上海的民企造成挤压，又都是问题。如果直接下个行政命令，让这些企业搬去二三线城市，完全不考虑员工的意愿和接收城市的资源禀赋，那就完全是非市场的基于行政意志的决策，不讨论也罢了。

从目前央企迁移的实际情况来看，央企总部迁来迁去，可能还是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或少数干线城市。也就是说，从一个需要疏解的城市，到另一个需要疏解的城市。一旦这些城市获得的央企总部多了，就需要考虑另一种疏解，亦即将城市的一般企业向外转移。与其如此伤筋动骨，不如在央企迁移北京时，就直接迁移到一般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

江苏作为全国经济总量第二大省，也是经济最活跃、地区发展最均衡、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竟然没有一家央企总部。另一个经济发达省份，浙江也没有一家央企总部。显然，有点说不过去。因为，央企的布点，绝对不能只在几个一线城市和几个重点二线城市，尤其不能集中在一个城市，而应当依据市场进行布局，依据推动经济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进行布局。

过去，一家央企能够成就一座城市，特别像钢铁、汽车等企业，都把一个城市带动起来了，如十堰、马鞍山、攀枝花、鞍山、本溪等。虽然都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发挥好央企的作用，对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是非常有用的。相反，全部将央企总部集中到大城市，会带来城市功能的弱化，城市资源的难以有效配置。

也许有人会说，央企迁移，需要考虑人才、资源、环境、生活等，大城市相对更充分一点，自然吸引力更大一些。更何况，央企总部人员大多在北京安了家，让他们到三、四线城市，显然是不可能安心的，也是不大容易做到的。这就问题来了，当年的支边者，都是满怀热情而去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今天的央企迁移，只是城市稍稍小点、条件稍稍差点，就不愿意去了，显然，这是需要有点觉悟和认识的。

面对一些三、四线城市发展不是很好，包括一些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也很难具有带动作用，如果能够引进一两家央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投资者、创业者、劳动者、各类人才等都会向此聚集，很快地，就能把城市带动起来，所以，在央企迁移问题上，应当要求和鼓励央企到三四线城市落户，而不要只在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压力本身也不小，也需要疏解。否则，城市会因为规模太大、资源难以均衡配置，而应得越来越难。

央企的布局，可以不要像过去三线那样绝对，但是，适度分散，也决没有坏处。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做好一些防备工作，也未尝不可。更何况，产业布局原本就要与市场紧密相连，而不是完全听从于企业员工的生活需要。两者必须充分结合起来，遇到矛盾时，则服从大局、服从国家利益。

最近央企离京是一个商业圈中很火的话题，实际上早在几年前的规划中，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很多国企和央企已经在安排总部离京的工作了。

只不过这一规划在这两年内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才会形成八家央企集体离京的盛况。作为国家规划的一部分、央企离京可以疏解非首都功能，同时通过入驻强二线或者二线城市，来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做一个改善。不过对于央企的普通员工，尤其是拖家带口的中年员工来讲，走还是留，确实是个不太好选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