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冠升：中国金融大发展，这难得一遇的巨变正在发生

100年的历史跨度看一个组织，有好多维度，其中之一，可以看到政府机构在治理实践中处理重大问题、危机时的灵活性、实用性、足够的弹性。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体，从人均GDP过10000万美元、现代科技与自由市场的结合、技术密度也即工程师占比和绝对数量带来的工程师红利等，使得中国经济体实质上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进入到黄金时期，一般称之为黄金时代！

这一成熟的经济发展状态，社会工资水平、消费水平、投资水平必然相互追赶式螺旋加速增长；
可以预计的期限大致多长呢，日本自1962年开始持续了24年的年复合增长6.1%到人均30000美元；韩国自1993年开始用了24年年复合增长4.7%到人均25000美元；新加坡自1976年开始用了20年到人均32000美元......也就是说，黄金时代，大致20-25年，也就是自2020年算起，到2045年左右。

经济体中的高储蓄率等，使得货币政策的空间相对从容，替代上一阶段的财政政策，成为娴熟的金融助力黄金时代的主角。

以上的这些底层逻辑，稳稳支撑着港交所CEO的论断：中国金融大发展（20-25年）；
而那句尽管全球科技新领域的创造、经济复苏、新冠疫情影响下，但各种各样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可以翻译一下：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体人均10000到30000，印度经济体的亦步亦趋，足以支撑未来30年跨度的金融资本流动，资本利得永远大于劳动利得，而资本，是最具穿透力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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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中的港交所，从定位上是國际化還是继续内地化？目前的港交所這个超市货架上已经是六成國產货四成进口货；从风险上来看又是裁判員還是運动員？监管收紧，那么收入就會下降，监管宽松，收入就會增长，监管的罚款并不歸入港交所，所以為了扩大收入势必造成腐败寻租空間…
港交所SPAC制度与现代SPAC制度的发源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NASDAQ）、加拿大、欧洲（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以及亚洲（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港交所的SPAC规则可谓史上最严。港交所略微下调了部分限制，并且在强制PIPE要求上设置了阶梯要求，略微人性化，但是总体对比而言，港股的SPAC要求仍旧是全球SPAC要求中限制最多，难度最大。

虽然欧冠升并未提及最受关注的中概股回归问题，但仍可管中窥豹一探港交所的风向。例如“新经济公司的融资在香港市场新股融资总额中的占比逐年攀升，从2019年的49％上升至2020年的64％和2021年的87％，尤其自2018年上市改革推出后，香港今天已经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融资中心。“这些数据已然反映了过往几年中概股回港上市的趋势，而随着中美双方新监管规则陆续落地，预计2022年中概股IPO或延续这一趋势，从而进一步提升港股市场的“新经济含量”。

正如欧冠升所指出的“作为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梁，香港拥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在中国金融大发展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就中概股回归而言，虽然近年来沪深交易所与港交所均重视承接优质公司回归的制度建设，但普遍预期是港股市场仍为中概股回归的主要目的地，二次上市后寻求转股或为主要方式。当然，风险也有不少。中信证券最新研报指出，总体来看，监管将积极推动中概股存量风险的有序化解，但过程中或有以下三方面潜在风险。风险一：若保持近年来的回归节奏，则流动性冲击可控；但若美股市场退市威胁加剧而加速回归，则流动性将承受一定压力。风险二：港股市场偏好度有限的题材在回归中或有折价。风险三：部分小市值或存在监管风险的公司可能难以回归。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欧冠升表示，种种迹象表明，尽管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全球资本市场之间并没有“脱钩”，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跨市场投资的需求也比以往更加旺盛。这也呼应了一些国际大行近期发表的预测，例如汇丰银行今日表示，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可能是投资者躲过美联储鹰派政策变化引发风暴的更佳“避风港”，也就意味着2022年国际资本借道香港投资中国市场的趋势仍然会很强劲。

港交所在全球IPO市场的融资额长期都位于前三位，因此理应跟上全球改革的步伐，此前的AB股改革制度的落后已经错失了阿里巴巴、京东等公司的首发募资，而SPAC在美国更是火爆，融资额几乎占到了整个融资的半壁江山。港交所此次即使推出SPAC上市机制，可谓是正当其时。

欧冠升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改革派，未来内地的注册制全面落实，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内地和香港两地上市的企业，这对于提升中国的资本市场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无疑也是内地资本走向全球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与内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将是未来的一个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