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三季度营收跌48%，俞敏洪：此时此刻团队信心最重要

1、以俞敏洪创立新东方为故事原型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算是国内少有的精品创业电影，也让俞敏洪愈挫愈勇的创业故事，成为很多年轻创业者的偶像，只是，当行业寒冬袭来，作为创业者偶像的俞敏洪，也必须直面新东方的过冬，在去年关停K9教育、大幅裁员、直播卖书、计划转型做农产品之后，新东方交出了一份营收下滑五成的财报，但业务基本盘仍在，而俞敏洪也宣布新东方酒店对外开放营业，并抛出了一句：“盲目的信心也比没有信心要强”。

2、从财报数据来看，截至2022年2月28日止，新东方财年第三季度总营收为6.141亿美元，同比下跌48.4%，2021年同期总营收约为11.905亿美元，相当于营收直接腰斩，不过考虑到双减政策对K9培训的毁灭性影响，这个营收跌幅算是在市场预期之中，单季度6.1亿美元的营收规模，约合40亿元人民币，如果再考虑到疫情的影响，这个营收并不差，全年下来大概率还有15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营收规模，这在国内已经是教育行业超级头部公司的体量了。

3、从净利润来看，三季度新东方经营亏损为1.41亿美元，上年同期经营利润为1.01亿美元，同比由盈转亏，跌239.1%；新东方股东应占净亏损为1.22亿美元，上年同期为净利润1.51亿美元，同比跌180.9%，考虑到裁员赔偿等因素，这个亏损也在投资者预期之中。

4、看这份财报，新东方的营收基本盘仍在，这是接下来业务转型的最大资本，因此在财报披露之后，新东方的美股和港股都涨了不少，新东方美股涨了近11%，新东方港股涨了约7%，港股最新股价为8.5港元，较一个月前的低点6.62港元高了不少，避免了“财报后股价见光死”的魔咒。这对于身处转型期的新东方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想要穿越寒冬迎接真正的春天，目前还不现实，但股价终归是暂时稳住了。

5、相比于财报，投资者恐怕更关心俞敏洪的最新表态，不同于去年下半年的疯狂带货，从卖书到卖农产品，赚够了媒体版面，今年俞敏洪的曝光度明显少了很多。对于这份最新财报，俞敏洪表示：出国考试准备和出国咨询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15%，针对成人及大学生的国内考试准备业务同比上升约59%。显然，正如《中国合伙人》剧情所演绎的那样，以英语培训、托福考试和出国签证为发家业务的新东方，俞敏洪对于未来还是颇为乐观的，而这些业务看上去也是未来的刚需，这也是新东方的最大倚仗。

6、俞敏洪作为80年代的那一批个体户创业者，在同龄人基本上都已经功成身退转身幕后之后，他几乎是仅剩不多的还在公司一线站台的企业家，当然，这或许与他的个人性格和家国情怀有关，也可能与他好为人师的脾性有关，对于新东方的未来，俞敏洪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中谈到：“好在大家做事情的心气还在，对未来还有着乐观的期待。此时此刻，团队的信心是最重要的。我能做的，就是把信心给大家。哪怕是盲目的信心，也比没有信心要强。”

7、哪怕是盲目的信心，也比没有信心要强，这就是俞敏洪一贯的导师性格，或许有人将其视为“毒鸡汤”，但不管其出发点是什么，1980年代创业者经历过的苦难和坚持，让他们身上自带的“人心齐泰山移”革命浪漫主义，相比于如今普遍的“躺平族”，还是体现出不一样的，当然，盲目的乐观自然不可取，过于悲观也没有必要，就像俞敏洪的成长履历，以及另一本反映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个体户和国企改革者群体画像的《大江大河》，不管你是乐观还是悲观，在这样不一样的春天，都应该把《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和《大江大河》的原著或电视剧，找个时间回味一下这些作品，看看俞敏洪们走过的路，或许会有一些启示。

8、犹记得2008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曾是当时的年度金句，站在2022年的春天尾巴上，俞敏洪的“盲目的信心也比没有信心要强”，对于迷茫中的创业者、刚毕业的打工人、还无法走出大门的居家族，调整心态，重新审视自我价值，理性谋划未来，未尝不是一个开启人生新阶段的好时机，正如身处转型期的新东方，只要市场需求还长期存在，就应该有信心吧。

何为数字经济？
 
要讨论数字经济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首先要弄明白何为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的概念比较宽泛、模糊，不大好界定，所以其在整体经济中究竟占比多少，也一直无法精确衡量。过去几年，因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中国，都在努力界定数字经济的范围，以便做统计核算和定量分析。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21年首次发布《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标准》，从“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两个方面界定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为数字经济统计核算提供了一个标准。
 
国家统计局将数字经济分成了五大类，前四大类属于“数字产业化”：一是数字产品制造业，比如电脑、手机的制造；二是数字产品的服务业，比如数字产品的批发零售，围绕数字产品展开的各式服务；三是数字技术的应用业，包括软件开发和云计算等；四是数字要素的驱动业，包括电商和互联网金融等。通常把这四大类叫做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也就是狭义的数字经济。第五大类为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属于“产业数字化”，从统计上来讲就是各行各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增加值。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所以这部分的价值很难估算。这五大类加在一起就是广义的数字经济。
在中国，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我们有数字产业化领域的巨头，像华为、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美团、字节跳动等；另一方面，中国在产业数字化方面进步也非常快。
 
通常我们讲数字经济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是从其狭义的定义出发。根据国家统计局定义的概念，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7.8%，而根据“十四五”规划，这一占比到2025年有望提升到10%。
 
作为比较，狭义上的数字经济占美国GDP的比重2019年为9.6%，高于中国，是仅次于房地产行业和制造业的第三大产业。数字经济在欧盟GDP中的占比较中国稍低，不到7%。

数字经济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
 
中国目前还缺少足够数据来定量计算数字经济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过我们可以从美国经济的数据中，获得一个大体的概念。
 
在2005年-2019年，即疫情前的14年里，美国数字经济（狭义）年均增速为6.5%，而其全国GDP的平均增速是1.8%。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DP增长速度，但其本身在GDP中的占比不到10%。所以数字产业虽然增长很快，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仍比较有限。根据推算，美国数字经济以外的行业年增长率大概为1.45%，因此，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美国GDP增长加快了0.35个百分点。这说明数字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还是比较有限。中国的具体数字会不一样，但基本的结论应该差不多。
 
GDP的增长可以分成两块：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创造的GDP）的增长和劳动量的增长。中国的劳动量过去几年基本上已经没有增长，GDP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近几年平均是6%左右。根据欧盟最近的一个研究，2013-17四年间美国与欧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绝大部分是由数字经济贡献的。那么就算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全部来自数字经济的增长，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今后几年数字经济的增长一定会比前几年更快。过去几年，恰恰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年头，增长率已经很快了，今后几年要比过去几年还快，这个概率并不算大。
 
因此，无论数字经济怎么发展，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超过6%是不容易的。 而另一方面，中国劳动量是不会再增长的，实际上会恰恰相反，受疫情防控、供应链瓶颈和需求乏力的影响，中国的劳动总量一定会下降。从今年的情况看，劳动量出现3%-4%的负增长都是很有可能的。假设劳动生产率能维持6%的增速，减掉3-4个百分点的劳动量负增长，那么GDP增长就是2-3个百分点。所以说，光靠数字经济是无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经济上行还是需要所有行业一起发力，需要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宏观环境。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应靠市场和企业发力
 
从宏观上看，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一是人才众多，二是资金充足，三是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数字经济的主要业态包括电商平台、数字媒体等，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中国十几亿人的市场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过去两三年的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像美团等企业的迅速成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另一方面，得益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这次疫情防控中使用了很多数字化手段，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疫情期间我们可以居家办公、举办线上论坛，可以网购以保障日常生活，可以进行密接追踪，这些都依赖于数字经济。
 
怎样利用好前面提及的三大优势，推动数字经济更好发展呢？这其实是一个如何处理市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应该主要靠市场推动。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数字经济代表性企业都是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不是政府产业政策和政府挑选赢家的结果。即使说互联网本身的诞生是美国军事工业投入的结果，那也只是个副产品，并不是主动规划出来的，而互联网能有今天的发展更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转型本身更是要靠企业自身去做，政府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即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来保护本国新兴产业避开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从而实现国内经济的发展。这个理论听上去好像有一点道理，但实践中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保护有多大的积极作用。
 
拿中国的数字经济来说，我们的互联网搜索领域显然受到了保护，但国内的搜索引擎与其他未被保护的领域相比是不是就做得更好呢？中国的社交媒体开始发展时是没有受到保护的，但腾讯的QQ和微信很快就拥有了比外国竞争者更大的市场份额。像阿里巴巴和京东，都有外资竞争（亚马逊和eBay），但他们最终在国内市场打败了外资竞争企业。中国的手机企业也没有得到特殊保护，但小米、华为、OPPO、vivo等也做得非常好。
 
政府不用太担心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所谓垄断现象。跟美国相比，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其实更为激烈。中国几乎在每个以民营经济为主的领域，竞争都非常激烈，很少会出现垄断。就算出现了暂时的垄断，也会有其他的企业进入来威胁其垄断地位。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本身都试图成为综合服务提供商，相互之间构成了很大的竞争关系，让垄断很难实现。
 
政府在数字经济中最重要的工作不应该是产业规划和政策，而是保障数字安全，确保企业保护好客户的数据和隐私，不滥用客户数据。另一方面，一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需要政府的协调。
 
最后，对数字经济的监管要慎重，要循序渐进，要尊重市场，出台政策前要多听取各类企业和消费者的意见。我们固然要在发展速度和秩序之间取得良好平衡，但现阶段应以发展为优先，而发展还是应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机制，这是中国数字经济保持蓬勃发展的必要前提。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EMBA课程主任朱天

2016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十周年专场，马云和俞敏洪分别发表演讲。俞敏洪在演讲中预言，未来百年，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可能就不在了，但新东方一定在。马云反驳称，教育在，新东方未必在。
果然，一语成谶。5年后，新东方遭遇双减政策暴击，培训机构转非盈利的要求令新东方股价暴跌90%以上，俞敏洪无奈之下还搞起了直播卖货，处境相当凄凉。
教育是一个国家得以繁荣昌盛的根本所在，教育的好坏有关国家前途命运。好的教育制度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助国力强盛，民族复兴，糟糕的教育制度，可能培养出一批批木偶与机器，为某些势力和帮派服务，就像中东某些宗教组织。北大第一任校长蔡元培曾表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核心思想是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只有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才能去创造和发明新的技术与知识，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教育沦为人才选拔的游戏，偏离了独立思考的本质，将扼杀社会的创新能力，社会经济增长将边际递减，经济发展的减速终将倒逼教育内卷化，并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而新东方就是教育以分数为纲催生的怪胎。中小学生减负是对的，凡发达国家高中之前的学习压力基本都不大，从高中开始学习压力才逐渐加大，但最重要的还是教育要回归其本质。

新东方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韧性，虽然第三季度下滑的比较厉害，但要看到这个财年的前三个季度表现还可以，营收达到了25.81亿美元，同比仅下降了16%，体量尚存。

今天，股市也给予了很正面的反馈，目前新东方的股价上涨了超过6%。但公司的净利润却不容乐观，第三季度依然亏损，且净亏损超过9亿美元，盈利的前景似乎遥遥无期，这也是新东方需要不断考虑的问题。

自“双减”政策出台后，新东方遭受重创，但俞敏洪似乎一直都在思考和实践公司的转型之路，虽然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但也让公众看到了一位不躺平，积极自救的企业家形象。新东方如果能继续回归到之前留学培训的主业上，倒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整个市场的盘子肯定比课后培训要小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