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中国经济体量将两三倍于美国

《疫情终将过去，上海该夺回No.1，重新引领中国奔向“经济体量两三倍于美国”》
马斯克是改变时代的狂人。虽说是狂人，但他更是有科技眼光的商人，或者说是有商业眼光的科学家，反正有狂的底气和本钱，常常＂大嘴巴子”口出狂言。2022年5月，马斯克又放狂言，说“中国经济体量有朝一日会两三倍于美国”，全球舆论一时哗然。
王律认为：即便中国经济体量两三倍于美国，在人均上还是有差距。中国人民当然有权利也应该能象美国人民那么富裕，这有什么好惊诧的？当然，王律更认为，中国可以相信马斯克的狂言，但更应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作为，尤其是处于舆论风暴眼中的上海。
一、千年以来未有之变数：中国经济第一城有可能北移内陆吗？
从各国历史经验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大小往往取决于该国经济第一城的规模及其辐射能量。中国经济总量若要成为美国的两三倍，中国经济第一城的规模大小及辐射带动能量应该超过纽约，以及伦敦、旧金山、东京、巴黎这些全球性城市。有特区功能的港深，更要比法兰克福、洛杉矶、芝加哥、悉尼、新加坡、迪拜、孟买等等一众区域性国际城市高出一个能级。
2022年是虎年，是上海这个中国百年经济第一城的本命年，每逢虎年不平淡。与1842年开埠时的懵懂和2010年“世博”时的高光相比，同样是本命年的2022年的上海五味杂陈，不但没有虎虎生威反而灰头土脸。从大历史的维度看，标志性的事件恐怕不是封控两个月来在宏大叙事里折叠的“不上海”，或者曾经的全国唯一省级盈余财政也将要靠中央转移支付了，而是上海在2022年将失去中国经济第一城的地位恐怕没有多少悬念。这将意味着：安史之乱以来（也有人认为是更早的魏晋衣冠南渡以来），上千年里，江南第一次失去中国经济第一城。
中国经济第一城北移，为千年以来所仅见。
在2022年之前，恐怕没人会去想＂中国经济第一城北移内陆”这么个奇葩问题，投资圈抱怨的更多的是：“投资不过江”。
而2022年，中国经济第一城将会出现在北方内陆，这已经是没有多少悬念的事了。
以京沪目前的差距，停滞一个季度的上海，要把拉下的工赶出来是不可能的。
当然，北京的疫情压力也很大，我们为北京祈福：北京加油！
也许，疫情是偶然一次特殊情况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也许是时代的分水岭，现在，谁敢打保票呢？毕竟看看近几年来北京GDP追赶速度，看看北京独角兽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总部的数量，看看北京的人才实力和科技创新活力，谁敢打保票：过了这个本命年，上海仍能夺回中国经济第一城？再回头再看看青春朝气活力四射的粵港澳大湾区，看看条件优越且已经由乱及治的香港，看看年轻年盛敢作敢为踌躇满志的深圳，看看广州这个曾经的沪港母城还是那么的风彩依然荡气回肠，谁敢拍胸脯：上千年了，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就一定是江南？江东自古冠绝天下供养华夏，这个牛还敢吹吗？
雍容华贵摩登时尚的上海，国际范、有腔调的上海，你是不是太老了？老到带不动中国经济体量赶超美国，老到可以被一件偶然的事件绊倒？
也许，会有很多人会不屑一顾，觉得王律大惊小怪夸大其词制造焦虑，上海不就是遇到一个突然出现的绊脚石嘛，打完这场阻击战上海还是No1！上海毕竟有全球第一海港，长三角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大的生产基地，江南有上千年世界最繁荣区域的传统底蕴，纵贯长江的数千里深厚经济腹地都以上海为龙头。而北京，虽贵为首都，但地处北方内陆，不临江不靠海，且周边地区乏善可陈几近孤城。可是，在未来数字经济时代，港口码头还象传统上那么是经济发展的先决必要条件吗？而北京除了没有海港之外，科技创新活力、金融控制能力、文化影响力、陆空港能极、人才培养和储备能力等等全国乃至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要素禀赋，哪方面比上海弱？北京有什么不可以？
由海到陆、由南到北，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过去，经济学家们观察发现，上海经济是外溢型的，周边长三角乃至长江经济带均受益于上海的发展，一座城带起一条龙。北京经济是虹吸式的，北京的发展不光没有带动周边的发展，反而虹吸周边资源形成环京贫困带。
浦东新区开发以来，以浦东为龙眼，上海为龙头，以长江为主干，以珠三角和京津冀为侧僚，中国经济一飞冲天扶摇直上，由对全球经济的边缘支流到现在的举足轻重，并直奔全球第一经济体而去。早在十多年前，上海就喊出要做第六个全球性大都市、配置全球资源、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口号，而且隐隐然气象初现。
今后，若北京真的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口全方位综合实力中国第一城，会象上海当第一时产生外溢效能，引领全国各地共同发达吗？还是仍然不变虹吸特点，因块头相对变大而虹吸能力更强，开启虹吸全国资源模式呢？
不管怎样说，对于上海而言，2022年是一个本命年，也是一个灾年，我们期待凤凰涅槃后满血复活，上海依旧是“很上海”，重新夺回No.1！对于中国而言，王律期盼：历经疫情重度冲击、国际政治格局重大调整、全球化阻滞加重、国内经济升级换档调整等等多种困难叠加，很快赶上一个大年，驱散近两百年来的阴霾来，更加豪迈地奔向全球第一经济体，并在可见的未来成功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倍、两倍，恢复过去几千年在全球的常态比重。
二、集中体现数字产业革命的标志性符号是电动车，不是手机。
按照上海前几年的工作进度，到5月份应该至少新增5家跨国企业地区总部，但2022年，似乎只有“特斯拉承认将扩大上海工厂两倍”，算是招商工作上拿得出手的一个亮点。业绩少是少了些，但王律认为，特斯拉在这个节骨眼上继续看好上海，这个亮点的意义被社会普通低诂了。
3月底以来，2500万市民停业停产被困在家，克服生活物资短缺困难，嘞紧裤腰带服从大局团结抗疫。期间，多国商会和产业巨头发声呼吁，警示全国产业链被斩断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对全球经济稳定的影响。其中华为智能汽车BU CEO余承东、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等汽车新兴巨头的分贝显得最高。
虽然北美汽车制造商预计到2028年每年将制造140万辆电动汽车，但中国去年生产和消费了330万辆电动汽车，预计到2028年将生产超过800万辆。
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上海有包括上汽乘用车、上汽大众、上汽通用、特斯拉等多个品牌在内的整车生产工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汽车产量为2652.8万辆，其中上海市汽车产量283.3万辆，占到了全国产量的一成多。而这一成产能仅仅是整车，若从产业链的角度讲，上海静默后，全国汽车产业基本就全产业链停工了。所以，也难怪新兴车厂巨头们的一嗓子，举世震动。
巨头们的一嗓子之所以显得分贝高，不是他们嗓门大，而是因为新能源车产业这个经济扩音器的功率太大太大了。
“钢铁＋石油”的燃油车是体现工业时代特点最集中的符号产品。而后工业时代，新能源车正在取代手机，充当网络的终端工具，将会比工业时代的燃油车的地位更加重要。
能源与原材料，从有人类文明开始，就是改变世界走向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两样东西，人类历史就是能源和原材料争夺的历史。从原材料历史角度看，人类历经旧新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硅时代、（非钢金属、生物蛋白时代）；从能源历史角度看，人类从钻木取火时代、畜力时代、煤炭时代（蒸汽机时代）、石油（天燃气、页岩石）时代（电力时代）、可再生能源时代、（数据能源时代）一步步走来。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改进材料和能源的历史，一切文明史都是材料和能源争夺史，谁掌握了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谁就走在时代前列。
工业革命发端于蒸汽机，燃油发动机出现后，汽车就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而是集中体现工业时代特点的符号：钢铁＋石油。美国正是通过普及汽车、控制石油确立了全球霸权地位。
后工业时代是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时代的标志性能源是“数据＂，标志性原材料是＂非钢金属＋生物蛋白＂。现在，最集中的时代符号是：智能手机。但是，要满足万物互联，手机受体积限制，有两个难点难以突破：数据和电力的储存。那么什么最适合取代手机的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符号产品呢？答案是：电动车！
电动车会比手机更适合做物联网时代的终端工具，与手机相比，电动车在＂数据库、续航、随身＂方面都有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优势。未来，每台电动车都是一个移动数据中心，手机就是车辆的遥控器，变为车辆配件，背后是网络远程服务与基础架构、人工智能、数据处理、系统软件等等。车辆储存数据，手机就不用存数据了，满足操作功能就可以了，否则，手机寸尺和续航都受不了，芯片缩小体积总有尽头，硅赛道必然会换，新材料发展很快。
所以，电动车取代燃油车和手机，不是产品迭代，是一场产业革命：万物互联，终端是电动车。人类的生活、工作、娱乐、教育等等，将会从写字楼、园区、生活小区、校区移居出来，脱离固定街区、城市、地区，甚至国家，在世界的任何一个现实的甚或是虚拟的空间里，从事自己开心的事，人类的生产力将从地理约束之中解放岀来，获得极大的空间和时间自由。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将会突破过去沿江沿海的地理限制、区域限制，内陆地区也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所以，北京、雄安取代沿海的机会出现了，此为百年之、千年之大变局。
又一个靑铜器取代石器、蒸汽机取代马车的时代已然来临，如同工业革命掀起的浪潮一样，电动车将改变世界！
三、将要改变世界、引领数字时代的＂绿谷＂在哪里？
接下来，我们再回头讲特斯拉上海扩大产能这个案例。
2021年全球新能源车型累计销量近650万辆，较20年同期增长108%，过半销量（352辆）在中国。2021年12月的新能。特斯拉上海工厂扩产后，整车产能将达到100万辆，届时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我们抛开营收、GDP拉动是多少，仅从移动终端数量更不要说质量，加上其他品牌，上海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终端控制能量，想象空间将是非常大的。
这么大的好事，马斯克选择上海作为核心生产基地，上海选择特斯拉，双方相互看中的是什么？
马斯克被认为是科技疯子，其出位的言行、火星人的作派，即使在追求个性张扬的美国，也常常令人膛目结舌，但也不得不令人信服，其发力之狠、出手之准，超乎所有地球人，这家伙是个善做事、能成事的主。数字经济时代，需要这样的人引领时代。上海选择特斯拉汽车，远远不仅是要一个生产项目，看准的是马斯克所代表的对数字经济时代（包括电动车之外的航天、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处理、系统软件、电子信息，以及基础科学研究等等）发展趋势的敏锐性、掌控力、引领力。
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来，上海，乃至长三角、上溯到长江中游都市圈、成渝都市圈，基础布局骨架已经成形。除了传统基础设施，张江高新区、张江科学城、临港未来城等等新基建，放在全球也非常具有竞争力和超前性。其中，张江科学城已经部署的科学基础设施，涵盖了数学、生物、物理、化学、计算机等基础学科的前沿项目。金融平台、贸易体系、生物医药研发、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以及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智慧城市、文博、会展、科教、卫生等等领域都布好了桩脚，可圈可点。外围腹地苏杭的装备制造、互联网云计算，也具有全球影响力。
上海已经具备了成为全球性城市配置全球资源的基础条件，接下来的工作是软件装饰、内容填充等场景构建，而这更多需要全球玩家的共同参与，织密做细。马斯克长袖善舞，对上海有款款深情，正如他自己所讲的：“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将是相当不寻常的事情”。
从落地角度讲，王律仍从电动车产业典型厂商说开去。
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电池的重要性并不压于燃油车的发动机，甚至有人夸张说：电动车本质上是一个包裹在金属车体内的电池。上海除了本已有的完善的、领先的汽车产业链外，近两年动力电池的全球产生龙头宁德时代也已将全球创新总部放到上海，浦东临港的工厂与特斯拉比邻。
2021年，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装机量占全球的32.1%，市占率显著高于第二名，属于绝对行业龙头，与特斯拉、现代、福特、长城汽车、理想、蔚来等主要车企有长期供货协议，产品的安全性、经济性、客户粘性领先行业。目前，宁德时代正在朝“数据资源公司＋物联网平台公司”的路线上走，目标是掌握数字时代话语制高点。电动车的前景是共享电池而不是充电，电池公司出路在于通过共享电池技术掌握终端用户，收割流量，实现数据能源化，这一步宁德时代、蔚来等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区别在于蔚来是自己车上换，宁德时代是与各大车企合作直接向消费者共享。换电池，意味着电池公司直接渗透到移动终端，不必通过车企就可以收割流量，实现制造企业的数字平台化，从而由电力储存商转变为数据能源生产商。现在，宁德时代向上买矿（新材料），向下与车企合作渗透数据终端（数据能源），凭借自身在电池上的霸主地位，向全产业链扩张，最终成为数字平台公司、物联网公司。
在数字时代，动力与非动力能源储存和传输是关键中的关键。“双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技术、环保问题，是争夺地球话事制高点的问题。宁德时代已经与上海交大合作共同建设教育部批准的交大未来技术学院，实施主体是以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以及机械、材料专业见长的交大密西根学院。宁德时代创始人、上海交大校友曾毓群出任交大未来技术学院名誉院长，交大密院创始院长兼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倪军教授出任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和首席技术官，曾毓群将宁德时代的200万股份捐赠交大，两家双向深度参与，共同致力于未来能源技术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
教育部赋予12所一流高校未来技术学院极高的期望，它并不单单是着眼于眼巴前的技术开发，而是要突破传统学科划分方法，统筹考虑产业需求和知识规律，立足功能需求，系统性地重新搭建新的学科体系。利用数字时代技术手段为人类获取知识提供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去改变人类的思想体系、知识结构和学习能力，培养学术大师、治国英才、业界领袖、文化精英。
牛顿运动定律和相对论之于航天技术，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之于电力电子技术，图灵原理和冯·诺依曼架构之于网络技术，X射线晶体学之于基因技术，当今人类社会如此繁荣，均来自于几十年、上百年之前哲人们的一个思想火花，他们都属于工业革命时代，有不少理论及基于此的技术已经开始遭遇瓶颈，未来时代呼唤着新的假设和愿景来牵引突破，数字时代需要也应当划出自己的革命性理论和技术。王律认为：当今科与技术的融合趋势已经愈演愈烈，未来技术进步越来越依赖科学的指引，而科学发展也越来越依赖新技术装备的支持和技术市场的倒逼和推动。未来技术学院科研人员，应该可以直接创造应用场景，能将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贯通，生产与消费合一，科教校区、产业园区、生活社区“三区融合”，打破消费者、生产者、科学家之间的界限，消费者自己就是科学家和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期望自己组织科技研发、生产服务、生活消费，其既是应用场景的提出者，又是实现场景的技术提供者和商品生产服务者，也是消费者。这样的消费者，是真正自由的、自主的社会和组织的主人，他们“往来穿梭”于现实的甚或是虚拟的科研院校、工业园区和生活社区，是驱动未来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未来技术学院将会是数字革命未来时代的开创者。
上海交大与宁德时代共同建设的交大未来技术学院，瞅准的是未来能源技术与未来健康技术。关于未来能源领域，重要分支是数据能源化。数据能源化，并不是指加密货币的“挖矿”。举个例子，去年以来网红了的“北大韦神”，只消耗“一瓶矿泉水、两个馒头”的物质能量，所转化岀的运算能量可以抵得上多大数据中心消耗惊人能源所转化出的运算能力？人脑是最精密的数据处理器，而且节能效果神奇，消耗少量能源就可以储存和处理海量复杂信息。生物蛋白质为材料转化能源也许还很遥远，但无机材料除了提供动力能源外，还可以通过海量数据处理转化出虚拟能源，已经不是很遥远了。用虚拟能源大比例降低实体能耗，这样的虚拟能源，不仅移动终端数据中心需要，云计算大数据中心也需要。
中国占全球化学锂产量的50%、多晶硅的60%、稀土金属的70%、精炼钴的80%，以及精炼稀土的90%，这些都是新能源生产的必需品。电能储存和远距离传输所需的大部分原材料、核心技术和龙头企业都在中国。数字时代的能源产业，中国已经领先世界。“绿谷”在哪里，哪里就有机会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海占到了一手先机。
四、中国经济体量离二三倍于美国，还差哪几口气？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站2022年5月17日报道，马斯克从警告美国＂必须停止内讧”的角度讲：有朝一日，中国将成为一个经济体量两倍于美国、也可能三倍于美国的经济体。王律认为，他讲这话是厌烦了美国这几年社会撕裂、内部纷争严重的社会风气，吓唬、警告美国人的味道很浓。但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听这话，我们固然希望实现这样的愿景，相信我们自己，但也不要荷尔蒙上头、肾上腺激增，认为这是必然的，理所当然会成为事实。
中国人要头脑清醒，看到与美国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远很远。
（一）中国仍没有闯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隘，社会转型任务任重道远，即使经济体量达到美国的三倍，按人均算与美国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2021年美国的GDP总量约为23万亿美元，中国为114.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平均汇率折算约17.7万亿美元），中国为美国的76.95％。当然与2000年11.8％相比，确实进步很大，但从产业结构和质量上看，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仍没有闯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隘。对于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有各种预测版本，虽然有乐观有保守，但大致可以共识于“不太会晚于1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个结论。对于这个结论，王律认为：中国应以平常心坦然面对，万不可高估中国体量超过美国这个事件对中国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反而应高度警惕因此对进一步发展造成的国内外反弹阻力。
至于＂中国经济体量二三倍于美国”的舆论热点，王律认为：只要中国能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妥善化解发展中遇到的国内外不利干扰因素、自己又不犯较大错误，是应该达到的。毕竟中国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和人口基数摆在那里，即使总量达到美国的三倍，按人均算还是与美国有不小的差距（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55万美元、美国为6.94万美元，美国人均GDP为中国的5.53倍，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3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预测，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能够达到2.3万美元，探着高收入国家门槛，2050年能到美国人均GDP的一半，届时中国体量已经达到美国的2.1倍了）。
王律有足够自信，中国能在2035年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socialist modernization），并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岁生日时成为一个“充分发展、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体量两或者三倍于美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前，全球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总量是12.15亿，中国人口总量是14.1亿，这两个数据大概率能长期稳定不变。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意味着比目前全部高收入人口还多的人口跨入了高收入群体，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转折性事件，无疑是值得全人类共同祝贺的事件。但另一方面，其对国际间供需结构、地缘战略格局所产生的冲击是持久而巨大的，如何对冲、缓解这个冲击波，快速度过磨合期，对中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处理不好可能会延缓甚至打断这一事件的出现。
中国在统一的法律体系、税务体系、基础设施、交易习惯、语言文化等等基础上，形成拥有20％全球人口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可以凭借规模优势，比任何经济体更能摊薄市场开发成本、物流成本、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原材料采购成本等等。“中国制造”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这一点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取代。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资本和技术，只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可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单一经济体的成本优势和规模诱惑。中国超大规模单一经济体畅开胸怀对外开放，持续几十年为全球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提供发展机会，本身就是为全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优质公共产品。中国的良性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持久的发展，为各国几代人民带来了无穷的机会，早已经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这是全世界的福利。中国要充分发挥这一独特优势，破除境内境外“脱钩＂谬论噪音。
当前ACEP已经生效，中国也在积极申请加入CPTPP，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虽然还会遇到波折甚至严重挫折，但货物贸易趋向零关税、服务贸易准入标准降低，全球主要经济体一体化大势所趋，受人欢迎，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阻力将越来越小。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以来，到2019年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9%，比2000年增加了20个百分点，而在此期间，美国的全球份额从26%下降到18%。但也要看到，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还很有限，虽说中国几乎是全球所有经济体的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但未必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服务贸易比超低，相互要素市场渗透程度还不深入，市场话语权和控制力不强，交易多交情少，难以形成均势制衡，更未与主要经济体绑定。上海等中国一线城市仅初步具备全球或者区域资源配置能力，尚缺乏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更缺乏主动设置议题的能量。香港虽然具有的区域资源配置能力，但与内地的磨合期还没完全结束，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还处于起步阶段，离成为全球性大湾区的距离还不小。中国还需在跨国基础设施投资、世界金融体系建设、全球文化科教交流促进、能源资源开发、大宗物资交易、服务岀口、国际安全保障机制等领域扩大影响力，主动设置议题，主导全球资源和智力整合，向全球推出中国服务、中国＂软产品”，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维护平等互利、民主多元、和谐有序的国际秩序，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超大规单一市场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前仍然在持续发育形成的过程中，其潜力还需深入挖掘。一些短板和缺陷还要认真修补完善，比如：
1、地方保护和市场分隔、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能过剩、执法监管标准各异；
2、城乡二元体制约束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加剧发展失衡；
3、传统能源、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行政配置的色彩仍然浓厚，效率不高；
4、所有制歧视还较严重，行政中性、竞争中性理念坚持不彻底，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损坏契约精神、市场信誉和司法公信力；
5、因监管落后或者缺失，有些领域和行业存在资本垄断或行政垄断，影响市场公平竞争；
6、GDP中公共支出比例高、居民消费比例低，第二、三次分配制度不健全，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程度还不够；
7、科教、医疗等主要服务项目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偏低，服务体系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效率低下。
8、人口老龄化，岀生率偏低。
9、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还有不少缺陷，交易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都较高。
总之，高水平参与国际市场，高水平建设国内统一市场，扩大对内对外的市场开放，优化国际国内双循环，化解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实现＂中国经济体量二三倍于美国”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中美合作可以垄断几乎所有产业，且双分互补性强，分别是国际分工中的劳心者和劳力者。
要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经济体，除了总规模量级、核心城市资源配置能级外，优势产业对全球供应链和资本的掌控力也是至关重的，代表性企业的单兵作战能力也可以直观体现整体能力。
从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看，中国企业上榜143家、美国企业上榜122家，上榜企业数量再次超过美国，而且从历年情况看，中国超大规模企业数量增加较快。
从企业品牌价值看，在BrandZ、Brand Finance、GYbrand、Interbrand、World Brand Lab五家权威品牌价值榜单中，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均位列五个榜单的TOP4，腾讯、阿里和工商银行也出现在部分榜单中的TOP10。从入选五大榜单品牌数量看，美国品牌入选数量遥遥领先的，中国品牌入选数量虽位居第二，但与美国有着巨大的差距，从品牌价值总量看，中国品牌价值只及美国的一半左右。中国品牌发展起步晚，在全球的知名度、影响力、话语权、整体声誉相对较低。讲好中国故事，将更多高品质、高科技、高价值的中国品牌推向世界，提升中国产品和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还任重道远。
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 全球独角兽榜》美国 487 、中国 301 家上榜，合计占总数的 74%。其中，8 家中国独角兽估值超千亿元，字节跳动估值为 2.3 万亿元排名第一，蚂蚁集团估值 1 万亿元排名第二，第三名为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估值 6400 亿元)。自2019 年来美国的数量占比持续上升、中国的持续下降，尤其是2021年美国的独角兽数量直线上升。
据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前副院长、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何志毅教授的研究，全球顶级企业（财务能力评价为主）有18家，其中：美国有11家，中国有4家（工商银行、中国平安、农业银行、中国移动），日本有1家（丰田），韩国有1家（三星），沙特有1家（沙特阿美）。对各产业巨头企业财务综合能力评价，美国有72个全球产业老大和248个全球行业排名前四的企业，中国为25个和113个。美国的优势产业主要有：互联网服务与基础架构、人工智能、数据处理、系统软件、航天航空与国防、生物医药健康、金融全行业及衍生产业、农业、生活与家庭服务、技术产品经销等等产业；中国的优势产业有：房地产开发、建筑与工程、公路与铁路、海港与服务、家用电器、综合性银行、人寿与健康保险、电子制造服务、燃气公用事业、互联网与直销零售、石油天然气设备与服务等等产业。
这些注册于不同国别的优秀企业，大都是跨国企业，尊循国际通行商业规则，努力为各国人民创造财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按国别分析这些跨国巨头，是为便于从企业的主要经营地和经营范围来观察不同国家的实际生产服务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
综合各种材料分析，可以看出依托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以及强大的行政调控能力，中国企业成长速度很快，特别是在基本建设、综合性银行、寿险、互联网与直销零售、能源等产业，造就了一批优秀产业巨头。中国目前是工业产能最大的经济体，产业门类全、配套能力强、生产成本低，由此奠定了国际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特别是在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石油天燃气设备等制造业取得了一定的控制地位。 美国在非银行金融产业、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服务业等方面有绝对优势，特别是全面把控着互联网服务与基础架构、人工智能、数据处理、系统软件、航天航空与国防、生物技术、医药健康等等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方向性产业的命脉。
对比中美两国的产业和企业，可以看出：
1、中国创造了一个制造业生态系统，能够生产几乎所有产品，优势产业也少，但多集中在传统基础领域，包括传统基建和传统制造业。“硬产业”很硬，“软产业”很软，产业能力实打实，但受制于人，是国际分工中的“蓝领”。
2、美国的服务业非常发达，在绝大部分细分市场做到全球最佳；美国的制造业也很发达，且主要集中在产业链顶端，是国际分工中的“白领和金领”，掌握着制造业的分工权和产业走向。
3、当今世界，中美产业和企业之间的互补性很强，全球经济的主角就来自这两个经济体，双方合作基本上可以满足全球主要消费者需求，其他经济体基本是镶边补缺。
4、中国优势产业中国有企业居多，劳动生产率低，盈利能力不强，大而不强的问题还没有扭转。
美中无论企业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已经深度相互依存，以至于它们形成相互保证的经济破坏（Mutual Assured Economic Disruption）。这意味着，中美双方合作有利于全球，包括中美自身，中美有坚实的合作基础，合作起来也不难，也只能合作无法＂脱钩”。双方要抛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零和游戏思维、冷战对抗思维，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共同做大蛋糕，造福包括中美自身的全世界。

（三）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快速成长，但未转型为创新型国家。
人类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将越来越突出，中国上下各层面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在至关重要的数字经济方面更是热火朝天。 2022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全球数字经济正呈现智能化、量子化、跨界融合、深度渗透、变革速度指数化等新特征。要努力适应数字经济带来的全方位变革，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基础研究水平，重视先进适用技术研发推广。
2020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发布了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自大的危险(The Perils of Complacency)》。这份报告显示，以201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至2019年间，美国研发投入从3600亿美元增长到6100亿美元，中国从400亿美元增至5150亿美元，双方合计投入占全球近一半，远高于其它经济体。虽然美国创新能力仍排名第一，但中国正奋起直追，从资金投入看中国有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态势，特别在反映未来发展方向的5G、互联网应用、新能源等领域中国获得某种主导地位。
综合而言，中国的科技投入规模、科研人才规模、技术应用水平、产业转化能力引人瞩目，已经引起传统领先国家的警觉和制裁，特朗普时代以来＂卡脖子＂事件频频发生，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场＂科技阻挠战＂，给世界各国带来不少困扰，这些都证明中国在国际上的份量已经足够大了。但是，在科技投入和发展速度之外，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创新能力乏善可陈，广受诟病的是没一项原创性的科学理论或者技术产生于中国。不可否认，中国科技界和产业界全部是在学习、消化、利用、辅助其他国家的智慧，尚未产出自已的东西，＂创新＂在中国还只是努力方向，尚未成为竞争优势。
从前面的产业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属于＂蓝领＂，是劳力者，居于产业链的下游，切取着价值链中很小的一块，缺乏供应链话语权，方方面面从属于、受制于居于＂金领、白领＂地位的美国。中国经济体量若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为人类贡献出足以掀起新的产业革命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只有为人类开创出新的产业革命，才能开创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才能获得世界的尊敬。
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思想，约1540-1610年间，以达．芬奇、旦丁、哥白尼、伽利略等为代表，在意大利诞生了第一个人类科学中心，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17世纪以来，一批科学家自发结社、研讨交流，约1660-1730年间，以培根、牛顿等为代表，在英国形成了人类第二个科学中心，开创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伦敦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级城市，撑起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收编了科学家自治的“无形学会”，在重重官僚机构扼杀下，英国科学中心凋谢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对人类进行了现代化启蒙，约1770-1830年间，以拉格朗日、拉普拉斯、拉瓦锡、狄德罗、卢梭等为代表，法国成为第三个人类科学中心，巴黎、里昂成为新的世界级城市，后来随着拿破仑发动侵略战争法国失去了科学中心地位。19世纪受产业革命推动，约1810-1920年间，第四个人类科学中心在现代化了的德国大学形成，以康德、黑格尔、爱因斯坦、玻尔、霍夫曼等为代表，科学家建立科研教学结合的实验室，科研开始成为一种职业，出现了慕尼黑、法兰克福、柏林又一批世界级城市，电气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进现代社会，也制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纳粹上台后，官方控制大学，模式统一后的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红堡大学等在繁盛百年后衰落了。进入20世纪(约1920年代后)，美国继承了英国科学传统和德国大学体制，依靠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吸引了全世界的聪明大脑，人类的科学中心由欧洲转到美国。受罗斯福“科学研究是国家资源”观念和战时体制的影响，美国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导“大科学”资助，产业界和非盈利组织也设立大量“小科学”基金，科学家自己提出资助课题，并组织研究团队、选择基金申请资助，人员和资金随课题需求而自由组合，灵活机动，既能在国家大科学项目宏观调控下保持稳定，又因多元自由而保持创新活力，学术创新第一次成为一种产业。良好的科研资助机制、宽松的社会环境、开放的移民政策，全世界的几代人才对美国趋之若揭，源源不断的人才流入使美国垄断了世界顶尖大学，建设成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依托这些大学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孵化出旧金山硅谷、波士顿工业园区、北卡罗来纳科研三角区等一批高科技产业集群，一波又一波地成长起世界顶尖公司群体，开出一条又一条学术和产业赛道，带领人类社会走向超过过去全部文明总和的繁荣发达，至今已历70多年，仍在不断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以古鉴今，反躬自省，面向未来，迎头赶上。当今中国，有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持久繁荣稳定社会环境和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有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有全人类20%的人囗规模，有几千年绵延不断历史积淀的先天优势，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商，社会环境、资金投入、产业实力和市场潜力等等条件均优于前五个科学中心形成时的条件。但，以中国科技界目前的成就而言，局面是比较尴尬的。这不是能以＂改革开放以来时间尚短，科技事业急不得，需要时间＂为理由可以自洽的。一百多年前，四十多年前，中国科技教育界是最早开启融入世界主流行列模式的，走出去、引进来已经几代人了。今天，中国一流高校科研院所的教授和一流科技企业的核心层，鲜有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或者企业履历的，见识、平台、物质条件、市场需求都是世界一流的，但没有产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和技术。科研产业投入产出的效率不高，科技产出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最短的短板。
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产业投入产出率不高，特别是没有革命性创新，开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赛道？这个瓶颈怎么突破？
近些年，教育科技部门干了几件大事，一件是针对基础教育的＂双减＂政策，事实上否定了教育产业化方向，基本上取消社会资源办教育，给学校的教材、课时、教学科目等等立了不少规矩，给家庭教育也划了一些杠杠，基础教育改道走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垄断并直接包办的道路。另一件是针对科研的，修改了＂双一流高校＂评选规则，摘掉帽子，流动挂牌，除了清北外的其他大学不分三六九等平等竞争，直接评价各校的专业学科办学质量。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和科研资源的分配也做了改革，否定＂五唯＂，搞＂揭榜，摆＂擂台＂。还有一件是技术教育方面的，针对高端技术在双一流高校搞了12所未来技术学院，针对职业技术教育进行＂职普平权＂改革。



（四）土地
国土资源区域布局
建设用地指标证券化

（五）能源资源
中国发展对资源需要给全球的冲击
非化石能源
数据能源
（六）人口
全球人才
老龄化
居住教育卫生

（七）资本
金融体系的完善。
所有制中性
。
（八）文化和民族心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包容开放皆收并蓄，认认真真学习先进，全盘西化是伪命题。
防止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美国式内讧

（九）法治和制度稳定性
法治没有成为信仰，还是工具化。
法治移植的适应性。
法治中立，脱敏化。

近年马斯克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扮演战忽局的角色。中国人口规模14.1亿，美国人口3.3亿，中国是美国的4.3倍，只要中国的人均生产率达到美国的50％，只要经济持续增长，GDP就可以达到美国的2倍，这么一算看起来似乎真的不难，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乐观。
1. 中国的人口结构中，75％是农村人口约10.5亿，其中8亿从事农业，而美国农业人口仅300-500万，农业总GDP却能达到中国的1/7，农业人均GDP水平仅为美国的1/23。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也高出美国一大截，据统计，中国生产玉米的人工成本是美国的14.78倍，而稻谷则是4.11倍，小麦、大豆、棉花分别是16．33倍、8.5倍、28.2倍。在18亿亩耕地红线资源约束下，农业GDP总量很难有大规模的增幅，人均GDP想要达到美国的1/2，谈何容易。
2. 那么靠着世界工厂的生产潜力，能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相关研究，对比中美的主要行业生产率水平，除了刚才说过的农业处于垫底位置以外，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也居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说明从结构来说，我国先进制造的比例鹏比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主导，国家这些年也在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但是先进制造需要在核心技术层面取得成体系的突破才能反映到生产率的提升，这个过程受到美国的严重抵制，形成一系列的“卡脖子”科技节点。所以增长之路漫漫其修远，绝非水到渠成会出现的。而房地产业目前什么状况，想必不用笔者多言。
3. GDP增长问题从国际环境来说也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话题，说中国的增长不会给世界带来压力，可能陷入自说自话。需要理解，只靠中国自身是无法消化中国庞大的生产力增量的，而如果世界的整体增长跟不上中国的步伐，毫无疑问中国会面临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而如果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量需求跟不上中国的产能，就必然形成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内卷和替代效应。世界虽大，但是能不能容纳下几个巨无霸的经济体？其实是一个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因为全球一体化并不是普惠全球，反而是冷热不均。这些年来国家大力开拓一带一路，可以说正是希望让中国这个龙头起到带动区域经济的作用。
讨论这个话题并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马斯克忽悠，陷入唯GDP论的霸权思维中，那样中国与世界的矛盾，中国内部的不平衡发展矛盾会越来越尖锐。秉持可持续发展观，加大民生，文明，与幸福的指数比重，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可能才是这代人最希望看到的未来。无论几孩政策，都不如给当下一个有安全感的未来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