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常会重磅决定，33项措施稳经济

最近国内经济发展令人担忧，人们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日益增多。以下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有感而发：

2021年度，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大清算，对无序资本的大审判，都意味着各项政策的出台并不再简单的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进一步强化一致向核心看齐的局面，政策及舆论环境螺旋向左愈演愈烈，中美关系深度变局，改革与开放面临严峻挑战。在这个政治三峡的水流湍急时间，经济想要获得高质量的平稳发展变得日益困难。


进入2022年，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四大核心城市相继遭受疫情袭击，尤其是上海（长三角）疫情的严重程度及封控涉及面前所未有。在俄乌冲突、中美竞争引发的全球化严重倒退、能源及食品价格暴涨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同时（陆续）遭受了三驾马车减速的打击，投资巨量萎缩（以房地产投资锐减为典型代表）、出口订单量锐减（境外疫情管控放松，政治环境更宽松，供应链更稳定，订单可能永久性流失）、消费严重不足（一方面是严厉的封城措施导致无法消费；另一方面是房地产行业及互联网巨头裁员、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降薪、小微型私营企业主体的隐形倒闭等导致失业率显著提高，未失业的收入锐减，居民口袋没钱消费），经济增长压力前所未有。

政府反映速度不可谓不快，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陆续出台，包括推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水平，激活政府平台融资功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重新为平台企业发声，加大出口支出力度等，这其中力度最大、组合拳最多的政策是给房地产行业松绑（夜壶总是在尿急时才被想起），曾经紧箍咒上得多快多紧现在就解得多快多松（最能体现政策傲慢及愚蠢的领域）。但是个人并不赞同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抓瞎式政策，显得随意又没远见。

当下中国经济的结构，以及未来想发展的方向，想达到的高度，决定了现在不应该只是去2008年工具箱翻找各种旧工具。目前在工具箱里翻找出的核心工具还是凯恩斯那套工具——投资拉动，于是各种大型基础设施基建项目开始匆忙上马，在高铁密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继续修建高铁，甚至在各省准备开始为中小型城市修建机场。殊不知这些边际效用递减的基础设施也造成了土地、资金等大量浪费。5月23日，国常会推出6个方面33措施稳经济，被媒体提到最多的是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税。在税收方面进行改革，轻税负一直是本人极力主张的政策方向，但国常会开出的这个药方更多的是急救药方，是阶段性的救急措施，不是常态化的制度安排。这种阶段性措施在时点上对市场主体有帮助，但同时带来的副作用是加大经济波动。这种临时出台的各种各样的措施，说好听点是政策机制灵活，说不好听点是朝令夕改，政策连续性无保障导致企业无法合理预期，最终加大企业经营波动风险。要想经济保持长久的高质量增长，长期降低增值税比率（减轻企业经营成本）、降低企业所得税（继续提高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基础消费能力）势在必行。降低税率形成的财政资金缺口可通过政府较少重复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抵扣。

当然，相对于这些具体措施的推行，要想长期强身健体，中国更需要的是（真）改革与（真）开放。经济改革应该且只应该有一个方向那就是真正市场化（这里面一定程度上暗含了减少政治及政策干预），更重要的，比起改革（制度相对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中国经济更需要真开放。开放首先是双向的，不是偏国内大循环而忽视国际大循环。其次，开放的内核不应该只包含贸易，更应该开放的是人的开放（允许交流与讨论）、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和新兴产业技术的开放（继续吸引全球优秀企业来中国投资的政策导向不应该逆转，而应该继续积极鼓励，外商企业也是市场主体，也创造需求，也创造就业，也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我们拥有“四个自信”，在开放上也应该更加自信，自信的人应该无惧讨论与交流，应该主动迎接挑战。

俄乌冲突后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是苏联解体以来全球最大的事件，俄罗斯的战力值低且消耗严重，中国很快（快到可能要用季度来预判）将迎来真正的中美竞争（对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来了，中国需要大智慧完成全面（尤其是经济、科技）的升级，在小事情上不必过于计较，继续坚持（真）“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的表述应该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的战略定力。

当奥秘克戎病毒在上海和北京等地露出獠牙之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宏观经济增长目标是5.5%左右。现在来看，维系这样一个GDP增速目标不仅艰难，亦无必要。

疫情扩散以及疫情防控措施下的经济活动停摆，使得实现5%以上的增速目标非常困难。

对于近些年经济增速的预判，我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估算公式，即GDP基准增速（季度累计）大体等于0.17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3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0.05倍的出口增速与常数项1.7之和，前面三项分别对应于支出法统计GDP的投资、消费与净出口，后面的常数项对应着因技术效率提高，或内卷下的劳动投入强度提高等其他因素带来的增长。

从当前1至4月的宏观统计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为6.8%、社零额累计同比为-0.2%，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为12.5%。上述各项，分别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深度下滑、消费活动暂停与消费意愿降低、海外经济体放松管控下的生产修复，而分别承受较大的增速下滑压力。

当然通过加快专项债发行等措施可以拉动基建投资继续上行，疫情也有可能在6月份就有所缓解，总之，考虑到或正或反的各项因素，假设到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能够恢复到7%以上，社零额增速能够由负转正至1%，出口依然能够保持10%以上的较高增速，二季度我国的GDP增速（从累计增速换算至当季同比）也仅有2.3%左右。

这样，一二季度的GDP当季增速分别为4.8%与2.3%，那么三四季度的平均GDP增速要达到6.5%，才能使得全年增速达到5%。如果要达到全年GDP增长5.5%，那么三四季度的平均增速要达到7.3%左右。

可是，无论是6.5%还是7.3%，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前的潜在经济增速，也超过了2019年没有疫情管制、没有地产塌陷、没有消费低迷、没有资本抑制之时的当季增速，这显然是一个极难完成的任务。

更进一步的看，当前将宏观经济增速较快拉回到5%的手段无非是继续扩张基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并且房地产投资能够保持正数、制造业投资增速不出现下滑，如果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当前的6.8%左右提高至全年10%，约对应着2万亿左右的新增基建投资支出，可以大体拉动GDP增速上升2个百分点左右，以达到5.5%左右的增速目标。

看上去，2万亿元支出相比于2008年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还少上一半，似乎并不难。但应当看到，4万亿投资计划并非是当年一年的投资计划，而是2至3年内的总体投资计划，且当时基建设施还存在显著短板、不缺项目。同时房地产市场的火热也支撑了地方的项目建设，2010年二季度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超过了38%。当前看，即便能筹备出2万亿资金，或许也已经没有那么多新增重大项目，能够在一年内消耗掉如此大规模的支出了。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对于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却是在减弱的。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十五年前的修路架桥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是相辅相成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带来产业、能够带来就业、能够带来房产消费和税收，因国有资本的加快支出，推动了经济增长的供需循环，最终扩大了企业的市场机会，还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而在城市化进程已然显著放缓的背景下，继续“筑巢引凤”的空间已经不多了，巢筑的越大越豪华往往只能徒增成本、内部消化，除了基建本身计入GDP之外，并不能带来新增人口的流入，并没有创造新的产业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甚至也不能带来房地产消费的回暖，投资支出的乘数效应因此也就大大降低了。

这不仅意味着，为了撬动宏观增长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刺激，基建部门需要自我消耗掉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从而加速形成金融债务风险累积，并且使得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失衡更加严峻。这还意味着，基础设施的拉动效应越来越和居民的日常生活脱节，带来的增长红利也越来越难惠及社会中低层。

如此来看，以一种并不“经济”的方式来强行实现一个颇有难度的宏观增速目标，并非是一个合意的选择。

疫情蔓延至今已有三年了。其实从2021年一季度开始，我们的宏观经济就呈现出宏观增速强反弹、微观主体弱修复的显著特征，新一轮的奥秘克戎病毒扩散则进一步加剧了微观主体的疲弱，要知道，本轮病毒扩散速度远快于2020，所波及到的人口规模远大于2020，所涉及到的封控地区数量远高于2020。

因此当务之急，或许并非是所谓稳定宏观大盘，而是能够为微观主体持续纾困：规模达到历史新高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如何缓解？如何扭转居民的预期走弱和谨慎性储蓄，让他们能够消费愿意消费？住宿餐饮零售、货运仓储航空、文体娱乐旅游，这些受疫情管控影响付出较大代价的行业及其职员如何能够度过如此“寒冬”？即便已经出台了包括退税减税在内的财政政策，以及加大普惠金融在内的货币政策，可是这些政策只有在企业持续经营、拥有现金流的状况下才有效，而如何救助那些管制之下无法营业、失去现金流，甚至已经退出市场的中小微企业？

上述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并不是仅靠逆周期经济政策以及GDP统计的反弹就能予以对冲的，却远比当前的宏观统计更为基本。而一旦能够将政策注意力放在如何纾困微观主体身上，就能够对如何协调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稳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文章标题中透露的“关键词”：稳经济，紧迫感，经济回归。其中，稳经济仍然排在了首位，特别是，稳经济与紧迫感连在了一起，表明稳经济的任务十万火急、形势极为严峻，其难度甚至空前。另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其实，影响这个话题的当务之急是“清零政策"的立竿见影，而这与资金多寡的逻辑关系密切程度不大。

稳经济的紧迫感是个“好东西”。对症才能下药，经济不稳给一些人 导致的危机感和恐惧可能前所未见，譬如，最近，欧盟中国商会与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联合发布了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和俄乌战争对欧洲在华企业影响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为控制一切所采取的严格防控措施，导致23%的受访企业考虑将现有或计划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市场，为十年来最高值，与2022年初相比增加了一倍。92%的受访企业称，业务受到港口关闭、公路货运量下降和海运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表示，它们预计今年的收入将下降10%。近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称，4月以来，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进出口增速有所回落，外贸形势复杂严峻。毋庸讳言，由于俄乌局势、国内疫情和供应链不畅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一些外资企业暂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现实的。

近日，中央指出："受新一轮疫情、国际局势变化等超预期因素影响，3月份以来特别是4月份部分经济指标明显转弱，一些重点地区更为突出，物流不畅，部分行业和企业困难加剧，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任何企业及个人，都应该从中看明白一些问题。

就业压力加剧，未来令人担忧。受疫情和封控措施的影响，中国的失业率确实在不断上升。中国国际统计局本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4月份的失业率升至6.1％，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年轻人就业承压突出，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8.2%，创历史新高。外界估计，在即将到来的毕业季，青年失业率恐更加严重。

中国"动态清零""为中国发展创造了一个更健康、安全、稳定的环境，同时也造福世界，一个现实问题是，也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大确定性。"

总之，“过难关”的难度很大，有时，需要通过“人努力、天帮忙”才可以实现目标。当前，尚不是轻言必然会战胜“困难”的时候，我们要通过浴血奋战，才会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最近这几次国常会，基本上主要内容都集中在疫情时期对企业精准扶持，定点纾困，纾困措施包括并不仅限于推进复工复产、减税、退税、增加融资和贷款方面的倾斜等等， 而刺激消费也越来越成为了议程上的重点内容，并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措施。

不过，在各地疫情封控都在加码的情况下，人员流动越来越少，上海市民大部分依然因为疫情被困在家里，北京市民也开始了居家生活，这对消费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而消费一旦萎缩，再恢复的难度很大，光靠刺激政策能否奏效，并不好说。

2022年4月19日以来，人民币汇率一改此前偏强格局转为快速贬值，成为资本市场聚焦所在。我们倾向于认为，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一步走贬的空间已较有限。今年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上限或在6.85左右，年内最高值有可能突破这一水平，但“7”这个关键点仍然较难突破。事实上， 在5月23日国常会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后，在岸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晚间最高升至6.645，也许就是一个不期而至的“预演”。

一、 美元角度：进一步上冲的动能较为有限。美元指数自今年2月以来加速攀升，是本轮人民币汇率急贬的重要催化因素。其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驱动：一是，俄乌冲突后，美元的避险属性凸显；二是，俄乌冲突影响下，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相对欧洲和日本更具韧性。我们认为，尽管目前美元强势的基础没有发生变化，但驱动美元进一步上冲的动能已经不强：一方面，日元创下近20年新低之后，日元贬值对美元指数的推升作用面临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对欧洲经济的悲观预期或难进一步发酵，欧央行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松紧差”将面临收窄，欧元进一步贬值的空间也已有限。

二、 基本面角度：中国经济已过“至暗时刻”。1、今年4月中旬以来，我国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数量见顶回落，疫情对交通物流和产业供应链的冲击已逐步趋于缓和。2、越来越多的房地产“松绑”政策已在路上。5月20日5年期以上LPR降低15bp，为LPR改革以来最大降幅。后续房地产贷款利率将呈现更大幅度的回落，这对于提振房地产销售、稳定房地产投资将发挥关键性作用。3、2022年以来，财政政策在逆周期调节中发挥支柱性作用，“靠前发力”的特征非常突出。今年三季度在地方专项债完成大部分发行、留抵退税红利充分释放后，有较大的可能性推出特别国债，更“掷地有声”地支持重点项目、刺激消费复苏。

三、 货币政策分化的角度：输入性通胀的掣肘增强。与2021年相比，中国当前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未变，但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从显著的平抑作用转为了同样显著的助推作用（我们估算人民币汇率贬值可能对今年6月及以后的PPI同比产生3个百分点左右的推动），这将明显减缓中国PPI回落的速度，且在粮价、价格传导和新一轮猪周期影响下，下半年CPI同比运行区间或将升高至3%左右。这将使中国货币政策的掣肘增强，限制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人民币贬值压力。

四、 政策调控的角度：年内人民币贬值的上限已近。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以年度尺度衡量人民币升贬幅度其实有一定边界。在岸人民币贬值幅度最大的是2016年，贬值了7%；振幅最大的是2018年，振幅达到11.3%。若按这两个最大值计算，今年末人民币汇率对应在6.82，年内贬值的顶部则在7.02。但我们倾向于认为，今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振幅很难达到2018年水平，从而年内“破7”的可能性实际上比较小。

中华崛起
乾 元亨利贞，九四 或跃在渊 无咎。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预及时也，故无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五眼联盟围追堵截，如果不是疫情、俄乌冲突以及连带引起的欧美社会内部冲突加剧，刀恐怕早已架在我们脖子上了。当然，美国及欧洲的民粹的进一步激化，也在当前加速了美国步步紧逼的紧迫度。另一方面，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当前阶段，已经完全无法弥合权贵阶级和中下阶级的利益鸿沟（英国、德国这一块其实做的比较务实），政府实质上被权贵资本主义绑架，出台的民生政策也是短期的应急策略，这段鸿沟之后只会越来越大，因为要照顾到中下广泛人民的利益就必须拿富裕、权贵阶层的利益来“再分配”，或是薅世界的羊毛；但是从现在看来，两条路都走不通。回到东亚，美国刚刚全面启动了印太战略，目的非常明确，打算把战火引到东亚大陆。加之疫情的不确定（动机、发展、后续），生物安全迫在眉睫，西班牙大流感改变欧美亚格局、日军在中国的细菌实验犹在眼前。我们不要觉得世界静好，回顾美欧的发家史，美其名曰创业拓荒精神，倒不如说就是赤裸裸的侵略和种族灭绝。外部环境确实岌岌可危。整个国家都处在风暴之中。
伟大的中华民族。
5000多年的历史，十多万场大大小小的战争，无数次的分分合合，上百次的潮起潮落、几十次的朝代更迭练就了中华民族的合合大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军事、政治制度、文化、社会治理、科学发展都多次傲立全球，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因为近代的落魄和屈辱就妄自菲薄，当然也不该骄傲封闭。这个文化的传承，诞生了务实、进取、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近70年的发展也彰显了党的执政纲领和理念的适用性和优越性，本质还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制度之争，文明之争。
近代有很多西方历史读物，在努力解释近200年的欧美的先进性，借用这个视角，现在的竞争格局是农牧文明和狩猎文明之间的较量，也是制度的较量。其实这个较量，在亚洲大陆已经开展过几千年，各有起落，但大趋势还是农牧文化占优，但是缺陷也是有的，但是可以借此以管窥豹。
疫情防控。“穷不当老大，富不当老幺”。
如果把中美极简为两个家庭，则可以看出，中国是落后的穷国，正在奋发图强让家庭更加富裕；而美国则是富裕家庭，一方面在挥霍着积累的财富，一方面在努力维持优越。所以，穷人家需要“老大-较富裕阶层”来分担家庭的重担和责任，所以“穷人家的老大会不满”。富人家的“老幺”财富分配不均，无法同等享受财富带来的享受，要为自己争取权益，所以民粹主义泛滥。这是中国当前疫情防控政策大的背景。我们是在优先考虑10亿多中下阶层人民的生活福祉。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当我们在抱怨、质疑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为这个亲爱的祖国做了什么贡献。

虽然做了一些事，但是明显不够，市场信心也不足，多年来我们都自豪于执行力和对其的信任，但不知从何时起，大家的反应都没那么明显了，是否需要自查下这背后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