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央行、银保监会召集24家银行开会，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最近国内经济发展令人担忧，人们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日益增多。2021年度，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大清算，对无序资本的大审判，都意味着各项政策的出台并不再简单的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进一步强化一致向核心看齐的局面，政策及舆论环境螺旋向左愈演愈烈，中美关系深度变局，改革与开放面临严峻挑战。在这个政治三峡的水流湍急时间，经济想要获得高质量的平稳发展变得日益困难。

进入2022年，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四大核心城市相继遭受疫情袭击，尤其是上海（长三角）疫情的严重程度及封控涉及面前所未有。在俄乌冲突、中美竞争引发的全球化严重倒退、能源及食品价格暴涨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同时（陆续）遭受了三驾马车减速的打击，投资巨量萎缩（以房地产投资锐减为典型代表）、出口订单量锐减（境外疫情管控放松，政治环境更宽松，供应链更稳定，订单可能永久性流失）、消费严重不足（一方面是严厉的封城措施导致无法消费；另一方面是房地产行业及互联网巨头裁员、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降薪、小微型私营企业主体的隐形倒闭等导致失业率显著提高，未失业的收入锐减，居民口袋没钱消费），经济增长压力前所未有。

政府反映速度不可谓不快，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陆续出台，包括推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水平，激活政府平台融资功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重新为平台企业发声，加大出口支出力度等，这其中力度最大、组合拳最多的政策是给房地产行业松绑（夜壶总是在尿急时才被想起），曾经紧箍咒上得多快多紧现在就解得多快多松（最能体现政策傲慢及愚蠢的领域）。但是个人并不赞同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抓瞎式政策，显得随意又没远见。

当下中国经济的结构，以及未来想发展的方向，想达到的高度，决定了现在不应该只是去2008年工具箱翻找各种旧工具。目前在工具箱里翻找出的核心工具还是凯恩斯那套工具——投资拉动，于是各种大型基础设施基建项目开始匆忙上马，在高铁密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继续修建高铁，甚至在各省准备开始为中小型城市修建机场。殊不知这些边际效用递减的基础设施也造成了土地、资金等大量浪费。5月23日，国常会推出6个方面33措施稳经济，被媒体提到最多的是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税。在税收方面进行改革，轻税负一直是本人极力主张的政策方向，但国常会开出的这个药方更多的是急救药方，是阶段性的救急措施，不是常态化的制度安排。这种阶段性措施在时点上对市场主体有帮助，但同时带来的副作用是加大经济波动。这种临时出台的各种各样的措施，说好听点是政策机制灵活，说不好听点是朝令夕改，政策连续性无保障导致企业无法合理预期，最终加大企业经营波动风险。要想经济保持长久的高质量增长，长期降低增值税比率（减轻企业经营成本）、降低企业所得税（继续提高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基础消费能力）势在必行。降低税率形成的财政资金缺口可通过政府较少重复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抵扣。

当然，相对于这些具体措施的推行，要想长期强身健体，中国更需要的是（真）改革与（真）开放。经济改革应该且只应该有一个方向那就是真正市场化（这里面一定程度上暗含了减少政治及政策干预），更重要的，比起改革（制度相对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中国经济更需要真开放。开放首先是双向的，不是偏国内大循环而忽视国际大循环。其次，开放的内核不应该只包含贸易，更应该开放的是人的开放（允许交流与讨论）、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和新兴产业技术的开放（继续吸引全球优秀企业来中国投资的政策导向不应该逆转，而应该继续积极鼓励，外商企业也是市场主体，也创造需求，也创造就业，也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我们拥有“四个自信”，在开放上也应该更加自信，自信的人应该无惧讨论与交流，应该主动迎接挑战。

俄乌冲突后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是苏联解体以来全球最大的事件，俄罗斯的战力值低且消耗严重，中国很快（快到可能要用季度来预判）将迎来真正的中美竞争（对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来了，中国需要大智慧完成全面（尤其是经济、科技）的升级，在小事情上不必过于计较，继续坚持（真）“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的表述应该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的战略定力。

从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可以看出，俄乌战争导致的外部因素和国内疫情反复之下的内部因素，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经济数据不太理想，而居民消费欲望也在持续走低。各个经济相关部门都在制定纾困政策，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对小微企业纾困、刺激居民消费，都是其宽信用、放宽信贷的原因。放宽信贷或许对中小企业经营难会有一定帮助，但是对于间歇性处于疫情封控下的企业和居民来讲，就算信贷放宽，企业依然不敢追加投资、居民也不敢消费，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疫情防控上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