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开启“抢人模式”
柏文喜
近日,疫后的上海在努力复工复产复市的同时,终于为人才进入上海敞开了大门,可谓挽回疫情期间上海形象损失的务实之举。不过仔细琢磨上海这一人才落户新规,实际上门槛还是挺高的,主要是零门槛、不需要社保缴纳记录和不需要超过平均社保缴纳基数要求即可入户的,只针对是世界排名前50位院校的留学生,而世界排名50-100名的留学生还是需要以就业就职为落户条件的。之前上海也曾对北大清华毕业生和上海的交大、复旦、同济和华东师大四个双一流院校毕业生落户放宽了大门。看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要获得上海户籍并成为新上海人,还是不太容易的。
其实在城市生活,从来就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城市的诞生,除了军事与安全的意义之外,更在于人口与产业的聚集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从而促进了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提升以及各类生产与服务活动的诞生与繁荣,并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爆发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生活品质的提升。但正因为人口与产业的聚集所带来的要素聚集和效率提升,在推动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大大推动了需求的增长,从而推高了城市生活总成本——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话来讲,就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所以城市作为生产力发展催生下的人类生产生活形态进步与变革的产物,从来都是一个动态发展与更新的过程,而正是成本这个无形之手在以效率为筛,促成了更高效率的生产要素的聚集与动态更替,并让城市的发展动力生生不息。当然,人作为各类要素中最活跃的部分,始终是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也是城市发展的目的所在。
因此,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总是各类要素动态更替的过程,要素流动和更替的停滞与固化必然会导致城市的衰亡,而这其中,始终作为最活跃、最根本的核心要素,人的自由流动和自由流动带来的持续更替与优化尤其重要。城市的魅力、竞争力和活力,始终来源于最核心的产业基础,然后才有各类生产生活与服务、创意的丰富多彩与层出不穷。一个城市最核心的产业基础与多彩多姿的生产生活形态的维护,是需要具有专业技术和技能的人来加以构建的,而这部分具有专业技术和知识技能,并凭此赖以谋生与实现自我发展的群体便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正是中产阶级才是推动城市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受过良好教育和职业训练,拥有符合市场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才具备成长为中产阶级的可能,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和留学生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也是上海等城市优先向这部分群体打开欢迎之门的原因。
实际上,中国城市的大门开得越来越大,除了实现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这一个显得有些高大上的长期性原因之外,最直接、最迫切的原因还与中国城市特有的发展模式与治理模式有关。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和城市化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进步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而以核心产业为抓手,以市场需求拉动、以房地产为表、以土地财政为里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与关键始终是以有效人口为驱动的。有效人口的基数及其不断增长,既是维持城市产业竞争力和土地财政的基础,也是维持当前各地社保体系可持续性的关键。在房地产市场逐渐触及天花板和老龄化压力之下,尤其在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影响造成的各类增支减收因素急剧增多的情况下,土地财政和社保体系的维系需要新的有效人口的竭力导入。而这一点,正是对人口流动一向控制十分严格的一线城市们也不得不向优秀人才越来越敞开大门的真正原因。
户籍制度以及附着于户籍制度之上的住房、社保、就业、教育体系,是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的最重要特点之一。不过以户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动和管理城市人口发展规划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市场经济运行中最活跃的人这一要素的流动及其成本,再加上土地财政所推动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对于社会财富分化的催化效应,让人口流动管理过于严格的头部城市正在沦为土豪与土著的根据地,而扼杀的却恰恰正是支持城市发展最为核心的力量--中产阶级。因为在现有以户籍为核心和以房地产为推动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模式之下,在头部城市受限程度最低的就是有钱的土豪与原住民的土著,前者没有经济能力的限制,后者不受现有城市管理规则的限制。不过,土豪与土著化的城市必然要走向创造力和活力的丧失与没落,更不要说可持续发展了。
好在多地城市管理者已认知到现有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治理模式对于中产阶层的挤压与排斥,并积极向中产阶级的后备军——中国与世界头部大学的毕业生们打开了大门,可谓亡羊补牢、行之未晚之举。如果此时还不对未来的中产阶级预备队敞开欢迎的怀抱,尽快大力吸纳有效人口,走向衰退或者有陷于滞涨危险的经济,就会加速压垮土豪化与土著化的中国头部城市的可持续性。而最先出现垮塌威胁的,就是这些城市的楼市和楼市外衣掩盖下的土地财政,以及同时遭受加速老龄化重压的社保体系。
上海已经醒来,疫情的压力也加快了上海苏醒的步伐,促使其正在向优秀人才进一步敞开大门。其他一线城市也该醒醒了,因为人口友好程度最高的深圳已经以自身楼市的韧性、产业的创新力和社保体系最轻的压力做出了表率。
专注于移动互联网
年年抢人大战,今年更是有点急。疫情打乱了正常的企业用人计划,也打乱了就业者的职涯规划,上海这艘一线城市大船,重新启航,尽快提速,就得下大力气,这从用人单位的快速反应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之大都能够看出来,那就是抢人才不惜代价。
快速提振经济,主体是企业,所以上海采取高额补贴,降低企业用人成本,促使失业人员快速就业。上海在落户政策上也继续放宽,对名牌、重点大学和高学历人才更具有吸引力。北京推出对高精尖产业用人“计划单列”的落户政策,可以说增加了落户指标,对一些国际化的高端人才具有吸引力。
一线城市抢人,二三线以下城市也都在行动,各地方政府各显其能,毕竟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当然在追求名牌学校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专业等因素,并与地方产业发展布局相适应,同时发挥用人单位的主动作用,真正做到人尽其才。